永昌十六年九月十九，辰时末。
大殿上的空气像是凝住了。方才陈砚舟退下后，没人再敢轻易开口。那些原本想打圆场的尚书们低头翻着袖中折子，手指却停在半空；几位御史站回原位，目光仍黏在长案上那三样东西上——雨档、木片、名册节录，像三块烧红的铁，烫得人不敢碰。
就在这当口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。
“陈编修所言，乍听有理，细究却站不住脚。”
说话的是站在文官前列的一位紫袍官员，五旬上下，面容端肃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。他往前跨出一步，袍角扫过青砖，双手交于腹前，姿态恭敬，语气却带了刺：“物证确凿？可谁动手凿堤，谁点的火，谁下的令？你一句没提。光凭几页纸、一块烂木头，就想定一桩谋害百姓的大罪？这不叫查案，这叫构陷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陈砚舟：“你不过一个翰林编修，越境调档、私藏密件，已属逾矩。如今又在朝堂之上，以未审之词，影射重臣，动摇国本。若人人如此，朝廷法度何在？”
这话一出，不少人悄悄松了口气。有人点头，有人低声附和：“说得是啊，证据归证据，可不能没头没尾就往人头上扣帽子。”
陈砚舟没动。
他依旧站在第三列靠后的位置，左手还捏着袖袋里的东西。纸页被掌心汗浸得发软，但他没拿出来，也没急着反驳。他只是抬眼，看着那个紫袍人，声音平得像井水：“你说我构陷，那你来告诉我——水从哪来的？”
那人眉头一皱：“天灾无常，岂是你我能断？”
“三天没下雨。”陈砚舟打断他，“上游晴，风向北转东，水位却一夜涨八尺。你跟我说是天灾？”
“或许是地脉涌动，或许是山洪暗泄，这些你查过吗？”紫袍人冷笑，“你只捡对自己有利的说，这就叫公正？”
“那我再问你。”陈砚舟还是那副调子，不紧不慢，“堤基七根主桩，深埋丈二，辅以石笼铁索，灾后只剩两根完好。其余五根呢？说是朽了，可捞上来的残木，全是焦痕，一道压一道。这是虫蛀？还是水蚀？”
他说到这里，终于从袖中抽出一张纸，交给执事太监。太监呈上长案，展开——是一张誊抄的工部技术备要节选，上面清楚写着：“承重桩禁用火攻，违者以毁堤论。”
“这‘火断桩’，是禁术。”陈砚舟道，“懂行的人才使得出来。不懂的，以为是年久失修；懂的，就知道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局。你说我没指名道姓，可这套手法，练过很多遍了。三十年前，有人这么干过。地点不同，手法一样，受益者也一样。只不过上次没留下证据，这次，我拿到了。”
紫袍人脸色微微一变，但很快稳住：“荒唐！拿几十年前的事来说今朝？你这是牵强附会！再说，芦苇司设立，批文合规，账目齐全，你凭什么说它是敛财工具？”
“好，说到批文。”陈砚舟从袖中又取出一页纸，“我这里有一份副本，是芦苇司设立用印的时间记录。上面写着：永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午时三刻，加盖工部侍郎印。而地方账册首笔入账时间是——二十日辰时四刻。”
他盯着对方：“灾后第三日，洪水还没退干净，账上就已经有钱进来了。你跟我说是巧合？批文还没走完流程，钱先到了？这不是早有预谋，是什么？”
底下一片寂静。
几个老臣互相对视，眼神变了。大理寺少卿翻着手里的笔记，喃喃道：“我记得……当年芦苇司报的是‘临时赈济机构’，后来怎么就变成征税衙门了？”
兵部那位老侍郎也皱起眉：“验收报告上写的是‘上等工绩’，可修堤用的全是下游捞的烂石。这也能评优？谁批的？”
紫袍人终于有些绷不住了，声音高了几分：“你少在这里倒打一耙！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一个小小编修，凭什么私自重启旧案？凭什么调阅密档？你有没有走监察程序？有没有备案文书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