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刚亮，陈砚舟就站在了城西荒滩的土坡上。
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，他没躲，也没抬手挡。脚边是那本用粗布包好的《七策》，昨晚在签押房重新誊写的那一份，墨迹还没干透就揣进了怀里。现在拿出来，纸页已经沾了点潮气，但他翻得利索，直接打开到“分田授业”那一页，对着底下乱哄哄的人群大声念：“每丁三十亩，免税三年！地是你自己整出来的，种的是你自己的粮，官府不收租、不派役，谁先干，谁先落籍！”
底下站着三百多号人，大多是青壮，也有老弱拄着拐、抱着孩子挤在前头。风吹得他们衣衫鼓荡，脸上的灰都没来及洗。有人听得直眼，有人半信半疑，还有个老头蹲在地上，拿树枝划拉了几下，嘀咕：“三十亩？吹牛呢吧，我老家八口人也就二十亩地。”
陈砚舟合上册子，不解释，也不争，只转身对身后几个穿短打的汉子说：“发锹。”
可等了一阵，没人动。
一个瘦高工匠走出来，抱拳道：“陈大人，锹……不够。运来的那批铁具，一半是坏的，木把裂了，铁头歪了，凑合能用的不到五十把。我们二十个人，每人带一套工具都难，更别说发给流民。”
陈砚舟皱眉：“原定拨付的农具不是一百二十套？”
“只到了六十三。”那人苦笑，“说是路上遭了雨，车轴断了两辆。”
他又问：“粮食呢？昨儿说好今早送来的四百石米，到了没？”
旁边小吏低头：“报……只到了两百。”
陈砚舟没说话，盯着远处空荡荡的土路看了几息，然后转身就走。不是回衙门，是往城里方向去。他走得快，青衫下摆被风掀起来，露出半截洗得发白的裤脚。
半个时辰后，他带着三家米行的伙计回来了，后面跟着五辆板车，车上堆满了麻袋。又过了会儿，铁器铺的老板亲自赶着马车过来，车轱辘压得泥地咯吱响，卸下来一捆崭新的铁锹，木柄油亮，铁头锃光。
“陈大人说了，朝廷若不补款，他自掏腰包还。”米行掌柜站边上喊，“今日借粮二百石，立了字据，白纸黑字，画了押！”
人群一下子静了。
铁器铺老板也开口：“器械先垫五十套，工钱照结，三年内官府采购优先我家——这话可是您亲口说的？”
“我说的。”陈砚舟站在车辕上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清了，“若朝廷不认，我卖宅子也赔你们。”
底下有人开始交头接耳。刚才那个划地的老头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朝身边儿子吼：“愣着干嘛？还不去领锹！”
第一把铁锹发下去的时候，手都在抖。
可人一多，问题又来了。工匠只有二十个，要修渠、要建棚、要划界、要教人用犁，根本顾不过来。有流民拿着锹不知往哪挖，有妇人抱着孩子站在地头哭，说风太大，孩子咳得厉害。几个汉子围在一起骂：“这活咋干？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！”
陈砚舟听见了，立刻召集所有工匠和略懂手艺的流民，站到一块大石头上讲话：“从今天起，凡带徒一人、教会一手艺的，每月多领三百文工钱！谁教得好，榜上见名！”
他当场让人找来块旧门板，刷上黑漆，挂在临时搭的棚子外头，写上“技工效率榜”五个大字。下面贴了三行空白纸条，说：“明天这时候，谁干活最多、最准、最稳，名字就往上贴。”
又宣布：“不会的别闲着，先当副手，搬土、递料、看火熬粥，也算工分，一样换饭吃！”
话音刚落，就有两个木匠模样的中年汉子站出来：“我会搭梁！”“我能夯墙！”
立马有人应声报名跟学。
秩序一点点有了样子。
到了中午，太阳晒得地面发烫，陈砚舟脱了外衫，卷起袖子，扛起一把铁锹就下了地。他在一处高地用力一插，翻出一道深沟，冲周围喊：“这块地，归第一批整出来的户！谁抢到算谁的！”
这话比什么都管用。
十几个青壮立刻冲过去，抢位置，划线，挖土。有个瘸腿汉子跑得慢，急得直跺脚，最后捡了别人不要的一角薄地，蹲下就开始刨。陈砚舟路过时看了他一眼，顺手把自己的水囊递过去：“喝一口，慢慢来。”
那人接过，仰头灌了一大口，抹了把嘴，低声说：“我叫李二根，河南逃荒来的，家里五个娃，死俩，剩仨。您给的地，我一定种出粮来。”
陈砚舟点头：“记下了。”
下午两点，大锅饭开张。灶台是临时垒的，柴火烧得噼啪响，米粥冒着白汽。陈砚舟亲自站在锅边舀，一边盛一边说：“干满两个时辰的，领一碗粥、两个馍；带孩子的，孩子另加半个饼。”
队伍排了老长。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踮着脚，眼睛盯着那半个饼，咽口水。她娘不好意思地低声道：“她爹昨夜说不想干了，想回原来草棚那边混日子……可她就想吃这个饼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