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砚舟在坡上站了许久，思绪渐渐从朝堂的纷争中抽离。他深知当下还有诸多事务待处理，转身回到账房，把最后一份文书装进竹筒，盖上封泥，吹了口气。
账房里堆的卷宗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只剩几本旧册子还摊在桌上，纸页发黄，边角卷起。他伸手抚平其中一页，上面是最早一批流民签下的工分名册，字迹歪斜，有的按着红手印，像是怕自己名字不够重。
外面太阳已经升得老高，晒谷场上传来孩子喊声：“大人！我家鸡跑啦——”那声音他听得熟了，是个胖丫头，前两天还举着烧火棍当马骑，在空地上转圈喊“我家有地啦”。他没回头，只嘴角一扬，把竹筒交给候在门口的小吏。
“送去府衙备案，副本留一套在这儿，谁要看都行。”
小吏应了一声，抱着竹筒走了。脚步声远去后，账房又静下来。陈砚舟坐回椅子，手指敲了敲桌面，忽然觉得这地方太安静了。以前这时候，总有流民排队领饭票，妇人扯着嗓子叫娃回家吃饭，木锤夯土的声音从西区传来，一下接一下。现在屋舍全建好了，活计也停了，连鸡鸭都归了窝，反倒像少了一层底色。
他站起身，拍了拍青衫下摆的灰，走出门去。
营地比前几日更整齐了。渠水清了，两边芦苇长出半人高，风吹过沙沙响。几个孩子蹲在牌前用炭笔描字，见他过来，齐刷刷站起来，其中一个还敬了个礼，虽然歪了点。
他点点头，没说话，绕过晒谷场往西走。那边有一道缓坡，荒着，杂草长得齐膝，再往上就是一片矮松林。他踩着露水未干的草往上走，鞋底沾了泥，一步一个印。
登顶时，风猛地大了起来。
整个安置区尽收眼底。屋舍成排，炊烟袅袅，井边有人打水，妇女在门前纺麻，男人蹲在自家门口修锄头。学堂那边传来朗读声，是《千字文》，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，稚嫩又认真。东区那片曾闹过病的房子如今门窗大开，被褥晾在绳上，阳光照得发白。没人提那段日子，但也没人忘——他看见有个老汉每天早上都会往井边放一碗清水，说是“敬救命之恩”。
他盯着看了许久，才缓缓吐出一口气。
这一局，算是走完了。
正想着，山下跑来个仆从，气喘吁吁：“大人，府衙快马刚到，捎了塘报和京中信件。”
陈砚舟接过信，拆开扫了一眼。是三名老臣联名上的疏文，说他“治民若医国殇，功不在征伐之下”，言语恳切，几乎到了溢美程度。另一份是民间传言汇编，抄录了各地茶肆酒坊的议论，有人称他“活菩萨”，还有地方百姓自发立了长生牌位。
他看完，没笑，也没恼，只是把信纸折好，塞进袖中。
仆从站在旁边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：“昨儿晚上……我在镇上酒馆听见几句闲话，说您这次功劳太大，压得几位前辈脸上无光。还有人讲，‘新人一步登天，旧人反要低头’。”
陈砚舟抬眼看他：“谁说的？”
“不止一家。”仆从挠头，“东街张记肉铺老板、南巷教书先生、连驿站的老驿丞都在念叨。”
陈砚舟嗯了一声，没再问。
他知道这不是偶然。
一个人做成了事，别人夸你，那是真本事；可当满天下都在夸你，尤其是那些原本不搭理你的人也开始夸你——那就不是夸了，是推你上高台，等着看你摔下来。
他想起昨晚翻过的塘报摘要。几位素无往来的总督巡抚，接连上了折子，谈的不是民生不是赋税，而是“吏治平衡”“新进勿躁”“根基未稳者不宜骤居要津”。话说得体面，字缝里却透着冷意。这不是关心，是警告。
他冷笑一声，把剩下的信纸全抽出，一张张看过。有地方官汇报流民安置经验的，有学政提请将此次案例编入《实务录》的，还有书院学生写的文章，说他是“百年未有之实干才”。
都是好事。
可好事堆多了，就成了祸事。
他站在坡上，风把衣摆吹得鼓动起来。左眉那道疤隐隐发热，是当年纵火案留下的，每到变天就会刺痒。他抬手摸了摸，指尖触到那道浅痕，像一道刻进皮肉里的提醒：你越亮，影子就越黑。
底下营地一切如常。孩子们在跳格子，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一个母亲追着娃娃喂药，边跑边喊：“喝完糖水给你买鞭炮！”笑声传上来，轻飘飘的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可他知道，真正的风暴从来不从底下起。
是从上面来的。
是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，一点点聚起来的。
他闭了会儿眼，耳边响起一句老话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”不是风恨树，是树挡了别人的光。
现在，他的光太亮了。
亮到有些人坐不住了。
他睁开眼，望向北边。那边是京城方向，隔着千里路，万重山。他知道，此刻的朝堂上，一定有人正在翻他的名字，查他的履历，找他的错处。也会有人不动声色地递话，拉关系，把原本不相干的人串成一条线。
他们不会明着来。
不会写“弹劾陈砚舟”，不会说“此人不可重用”。他们会说“需防功高震主”，会讲“寒门子弟虽可嘉，然资历尚浅”，会叹“少年得志易骄狂”。
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从“能臣”变成“隐患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