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六年，春。
北大荒的春从不是软乎乎来的。
江南该是雨丝沾衣的时候，这儿的野风还裹着去年的雪渣子，混着黑土的腥气，抽在脸上像细针扎，疼得人直抽气。
冻土刚松了冻，黑黢黢的泥块里还嵌着冰碴，脚踩下去“咕叽”一声，凉泥能顺着棉鞋缝渗进袜底，裹着脚踝发僵。
楚念乔攥着把铁镐，镐把磨得发亮，几乎齐她肩膀高。她得把腰弯些，才能让镐尖准准砸进冻土缝里——“咔”一声，冻土裂道纹，再用镐头把碎块敲得更细，动作快得没停过。身上那件蓝布棉袄早洗得发灰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袖口短了一大截，露出的手腕冻得红通通的，像浸了血的萝卜。可她像没知觉似的，嘴唇抿成条白缝，眼里只盯着脚下那片没刨完的地。
旁边劳作的人偶尔会瞥她，眼神绕着她转，像苍蝇绕着屎壳郎。
有人用袖子挡着嘴，声音飘过来：
“瞅，‘小特务’今儿又没戴那红玩意儿……”
“别嚷嚷！她娘才邪性，整天闷在那破屋里，跟见不得光似的……”
“听说她爹是国民党大官？早被毙了吧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离远点，沾着就晦气！”
这些话像风里的沙，刮过就散，楚念乔却攥镐的手更紧了，指节捏得发白，镐把上的汗渍印子都深了些。
太阳晃在她后颈，那颗小红痣露在衣领外，像点了滴血，风一吹，衣领动，痣就忽明忽暗。
收工的哨子“嘀——”地划破风，像道赦令。
人们扛着锄头铁镐，脚底板拖着泥，往宿舍区挪，没人回头看她。
楚念乔落在最后，没急着走。
她瞅了瞅田边堆着的春麦种，又扫了眼记分员老王手里的账本——那本子纸页卷了边，上面的字歪歪扭扭。
她眉头轻轻蹙了下，像被草叶扫过。
“王会计，”她开口，声音冷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，“第三堆麦种少记了七斤半。按亩产折算，李婶他们那块地，最后得少分二十三斤粮。”
老王手指头在算盘上顿了顿，眼镜滑到鼻尖，他凑上去眯着眼又拨了一遍，算珠“噼里啪啦”响得慌。周围没走远的几个人也停了脚，抻着脖子看。片刻后，老王猛地抬头，嘴张得能塞进个窝窝头：“哎哟！还真差了七斤半！楚念乔，你这脑子是装了算盘珠子咋地？比我这铁家伙还准！”
楚念乔没接话，只淡淡道：“账对了就行。”她把铁镐竖起来，在石头上磕了磕——泥块“簌簌”往下掉，落在地上砸出小坑。等镐头干净了，才归置到工具架最里头，那是她每次都放的地方，不差分毫。
转身时，她瞥见那些人盯着她的眼神：有惊，有怕，还有些说不清的冷，像冬天的井水，浸得人骨头凉。
她的家不在整齐的职工宿舍区，在农场最边上，老农机站的破仓库角落里。那年革委会主任马金花叉着腰说：“你们娘俩成分不好，能有个遮风的地儿就不错了！记着改造！改造！”
推开那扇破木门时，“吱呀”声能惊飞屋檐下的麻雀。
门轴早锈了，她每次都得用手往上提些，才免得卡着泥。
一进门，苦艾和陈腐木头的味道先裹住人——草药在煤球炉子上“咕嘟”着，白气从药罐嘴儿里钻出来，飘到窗棂上，凝了层薄霜。
屋里暗，只有小窗透进点微光，沈木棉裹着件厚棉袄，佝偻着腰坐在炉子边，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。
沈木棉的脸是蜡黄的，眼角的纹深得能夹住草屑，才四十出头，背却驼得像棵被雪压弯的柳，浑身的力气像被北风抽干了似的。听见门响，她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了点，像灯芯添了点油。
“回来了？”她声音沙哑，像砂纸磨木头，“快喝口热水，暖暖身子。”
楚念乔没说话，走到水缸边。
缸里的水还飘着点冰碴，她舀起一瓢，仰头“咕咚咕咚”灌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