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车在黑夜里走了很久，铁轨的震动顺着座位传到脚底，“哐当、哐当”，一声声像敲在心上，翻来覆去都是两个字：逃亡。窗外的北方田野沉在夜色里，连树的影子都模糊，只有偶尔掠过的村庄，漏出几点昏黄的灯，很快又被黑暗吞回去，冷得像隔了层冰。
终于在某个清晨，火车喘着粗气停了下来。
车厢门一打开，寒风就裹着雪粒子灌进来，周绾打了个寒颤，裹在身上的旧棉袄根本挡不住冷，风从领口钻进去，贴着皮肤滑到腰上，连骨头都觉得凉。她随着人流挤下车，脚刚踏上哈尔滨的站台，就被干冷的空气呛得咳嗽。这里的风不像广州的软，带着股硬劲，刮在脸上像小针扎，没走几步，耳朵就冻得发木。
站前广场上的人都行色匆匆，棉袄裹得严实，帽子压得低，呼出的白气一团团，刚飘起来就散了。
周绾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陌生的脸，突然觉得自己像片被风吹来的叶子，落在这冰天雪地里，没人认识，也没处扎根。她摸了摸口袋，那几张皱巴巴的钱叠在手心，薄得像张纸，连买张去北大荒的汽车票都不够。现在最要紧的，是找份活干，能有口热饭吃，能攒点钱，至少，得让肚子里的孩子安稳些。
她在车站后头找了家大通铺旅社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，空气里混着汗味和霉味，被子硬得像板，还带着潮。可老板娘说“不用登记，一晚五块”，她就把最后一点钱递过去，租了个靠近门口的铺位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冷得人缩成一团，可她闭上眼，竟也觉得能歇口气。
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透，她就裹着那件不合身的旧棉袄出门了。
街道两旁的积雪堆得老高，踩上去“咯吱”响，雪水渗进鞋底，冻得脚趾发麻。
她沿着路边走，看见餐馆就进去问，看见招待所就探头，可希望总是很快灭下去。
1992年的哈尔滨，改革的风还没吹透老工业区的厚墙，街上常能看见捧着搪瓷缸子的下岗工人，脸色沉郁。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也飘到了这里，外贸公司的招牌蒙着灰，橱窗里的招聘启事贴了又撕，没剩几张。
她先问的是餐馆的洗碗工，胖乎乎的经理捏着账本，抬头看她一眼，眉头皱起来：“身份证呢？本地户口有吗？我们这是正规店，没这些可不行。”他挥挥手，像赶苍蝇似的，“快走快走，别耽误我算账。”
又进了家小饭馆，老板娘围着花围裙，手里擦着碗，上下打量她：“姑娘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哪能干得了后厨的活？水冰得很，碗堆得比人高，你撑不住的。”
语气里带着点怜悯，却也没松口。
她甚至去了建筑工地，工头叼着烟，看着她苍白的脸和细瘦的手腕，摇了摇头：“我们这要的是能扛砖的，你这身子骨，风一吹就倒，别来添乱。”
一次次被拒绝，她走在街边，路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有好奇，有怜悯，也有漠然。
寒风刮得更紧了，胃里的恶心又冒上来，她赶紧躲到街角的背风处，扶住墙干呕，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连站都站不稳。口袋里没剩多少钱，中午只买了个烤红薯，揣在怀里，暖了会儿手，才小口小口吃掉，甜得发噎。
她去看街边报栏的报纸，招工启事一栏密密麻麻，可大多写着“本市户口”“熟练工”“身体健康”。她的手指划过那些字，心里凉得慌，直到看见“外贸公司”“翻译”几个字，才顿住，外语是她唯一的本事了，不用身份证，不用户口，只要能说，或许就能有机会。
她记下几个地址，往那些看起来稍新的办公楼走。
前台小姐穿着笔挺的制服，头发梳得整齐，看她的眼神带着挑剔：“预约了吗？”“简历带了吗？”“没有固定电话？连呼机都没有？”语气里的冷淡，像窗外的雪。
偶尔有公司愿意给她面试，负责人听她开口说英语，眼睛亮了亮，可一看到她苍白的脸色，一听说“没身份证，没学历证”，脸色就沉下来。有个和善的中年经理，推了推眼镜，轻声说：“周小姐，你的口语真的好，可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我们的项目停了不少，实在没空缺。”他的语气里有惋惜，可更多的是怀疑，一个外语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会没身份证明，穿得这么寒酸？
天快黑的时候，周绾坐在马路牙子上，脚磨破了，疼得钻心，身上冻得没了知觉。
她摸出最后一点钱，买了两个烧饼，干硬的渣子硌得牙酸，咽下去时喉咙发紧。眼泪突然就掉了，砸在手套上，没等擦，就结成了小小的冰粒。难道真的走投无路了吗？
就在她盯着地上的雪发呆时，目光扫过路边的布告栏。
上面贴满了小广告，租房的、修水管的，乱糟糟的，其中一张崭新的打印纸，让她的眼睛亮了亮，“诚聘临时英语口语翻译一名，口语流利，反应快，能立即上岗。陪同外商短期商务考察，薪酬日结，优异者可长期合作。”下面的地址是老城区的居民楼，公司名“信达商贸”，陌生得很。
日结！
临时！
不用复杂手续！
这几个字像小火星，落在她快冻灭的心里，一下子就燃起来了。
公司看起来不正规，活也不知道靠不靠谱，可这是她现在唯一的机会了。
她不要长期合作，只要能赚点钱，能早点去北大荒，就够了。
她猛地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雪，把那张广告纸小心地揭下来，攥在手里。
风还在刮，可她心里却有了点劲，顺着地址指的方向，一步步往前走。
雪地里的脚印歪歪扭扭，可每一步，都朝着希望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