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的笔尖悬在纸上，墨迹在纸面聚成一个小点，迟迟没落下去。他没抬头，耳朵却听着门外走廊的动静。刚才那阵脚步声停在门口两秒，又退了。他把笔轻轻搁下，起身走到门边，拧开锁，拉开一条缝。
地上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边缘有些发皱，像是被人捏了很久。信封没贴邮票，只盖了个看守所的红章，邮戳模糊不清。他弯腰捡起来，手指碰到信封背面，有一道细长的划痕，胶水重新粘过，切口不齐。
他关上门，把信放在桌上，拉开抽屉取出证物袋，把信封整个装进去。然后从柜子里拿出紫外线灯，打开。灯管亮起时发出轻微的嗡声，他把证物袋平铺在桌面上，缓缓扫过信纸背面。
一道淡蓝色的编号浮现出来：07-KX。
他记住了这个号，转身打开电脑，调出之前那份匿名账本的扫描件。翻到第8页，一张内部档案袋的照片上，右下角印着同样的编号格式。他比对了几秒，确认一致。这套编号系统只在赵德海早年公司内部用过，三年前就停用了。
信是真的。
他撕开证物袋，抽出信纸。字迹是手写的，笔画颤抖，但每个字都用力压到底，像是怕被人看不清。开头写着：
“陈律师：
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它到你手里。但我必须写。你救了王桂芬，她是我的亲妹妹。我欠你一条命。”
陈默的手指停在“妹妹”两个字上。他没往下看，先起身走到墙边，目光落在糖糖的画上。阳光已经移到画的下半部分，那道从天而降的光斜劈下来，照在“爸爸”身上，而那些从黑影里伸出的手，被光影拉得细长，像枯枝。
他回到桌前，继续读。
“赵德海不是头，他只是个执行人。真正管事的，是一个叫‘政法系统清理小组’的班子。没有正式文件，没有编制，但有人在背后运作。他们专门处理不听话的法官、律师、举报人。手段不一样，有的车祸，有的病死，有的自己‘想不开’。”
信纸中间有一段停顿，墨迹洇开了一小块，像是笔尖顿了很久。
“2003年那场塌方，不是意外。三个工人死的时候，法院已经判了赵德海赔钱。判决书下来第二天，主审法官出车祸，副审法官心梗送医，第三个人，姓周的，关在拘留所，上吊了。绳子是用床单拧的，可我后来听说，他左手骨折，根本没法打结。”
陈默的呼吸慢了下来。他把信翻到背面，还有一段。
“我知道你想查，但别查太深。他们连自己人都能杀。三年前我被抓，账本是他们让我做的，签字前有人站在我身后。我不签，我妹妹就得从保洁岗上消失。我签了，换来十年刑。可我还是活到了现在，因为我闭嘴。你不一样，你还在动。你女儿的画我已经在监区看到了，有人拿手机给我看，说‘这律师疯了，还让孩子画画’。他们笑了。但我没笑。”
最后一行字写得最重：
“你已经进名单了。别信熟人，别走老路。如果还能见我一面，就说王桂芬案的补充材料。他们会放你进来。但你要想好，见了我，就再没回头路。”
他把信看完，没动。屋里很静，只有空调外机在窗外嗡嗡响。他打开录音笔，按下录制键，把信的内容逐字复述一遍，包括编号、人名、时间。录完后，把文件命名为“07-KX-原始信源”，存进加密文件夹。
然后他拨通李薇的电话。
“查‘政法系统清理小组’。”他说，“关键词：2003年、心梗、上吊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“你从哪儿拿到的？”她问。
“不重要。”他挂了电话。
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是上次开庭后客户留下的。他抽出一支，点上。火苗窜起来的时候，他盯着看了两秒。烟头烧到指尖，他才回神，轻轻按灭在烟灰缸里。烟只抽了三分之一。
他把信折好，放进保险柜，锁上。然后从包里取出三个U盘，把加密文件分别拷进去。一个存进银行保险箱，一个寄到外地朋友家，最后一个放进事务所楼下的自助储物柜，密码设成糖糖的生日。
做完这些，他翻开案卷，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：
“如果光不照进来，黑暗就永远正确。”
写完，他合上本子，拿起电话，拨了看守所的号码。
“我是律师陈默。”他说，“申请会见在押人员老吴。事由：王桂芬案的补充材料核实。”
对方记录了信息，说要走流程，三日内回复。
他放下电话，走到办公桌前，把糖糖的画从墙上取下来。蜡笔的颜色在阳光下有点发软，他用尺子轻轻压平边角，然后重新钉回墙上。位置没变，但四颗图钉都换了新的。
他坐下，打开电脑，调出2003年塌方案的新闻存档。全市唯一一篇报道只有八十七个字，发布于次日清晨，署名是“本报记者”。他点开记者名字，页面跳转失败。再搜，发现这个记者三年后因“虚假报道”被吊销证件，现已失联。
他关掉网页，正准备整理会见材料，忽然听见门外有动静。
不是脚步声。
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。
很轻，但确实有人在试他的门锁。
他没起身，也没出声，只是把手伸进抽屉，摸到了那个备用U盘。然后慢慢站起身，绕到办公桌侧面，把U盘塞进西裤内袋。
门外的钥匙停了几秒，接着传来金属退开的轻响。
门把手开始转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