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法院东侧的铁门刚打开，张强就站在了外面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，鞋面上还沾着前夜雨水留下的泥点。陈默到的时候，看见他正低头盯着自己影子的边缘，像是在数地上裂纹有几条。
“准备好了？”陈默走近，声音不高。
张强没抬头，只点了点头。他的手指一直攥着衣兜里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女儿昨天放学时说的一句话：“爸爸今天要说真话。”
“进去吧。”陈默拍了下他肩膀，“我们走侧门。”
走廊灯光亮得刺眼，两人脚步声在空荡的通道里来回撞。快到法庭门口时，张强忽然停住：“他们要是真去找她呢？就现在？”
“学校门口有两个法警，从早上五点半开始轮岗。”陈默看着他，“不只是她，今天所有和这案子有关的人，都在视线里。”
张强喉咙动了动，没再说话。
开庭铃响前三分钟，他坐在证人席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掌心全是汗。赵德海坐在被告席，没看他。但赵德海的律师站起身时，朝他扫了一眼，嘴角微不可察地往下压了一下。
法官宣布证人陈述开始。
张强站起来，声音发紧：“我叫张强，在赵德海名下的工地干了八年。从二〇一九年到去年，每个月都要签三到五份安全验收报告，可那些工程根本没做完，也没人去查。”
赵德海律师立刻打断：“法官大人，这位证人曾因工伤索赔未果被公司辞退，存在明显报复动机。我们有调解记录显示，双方已达成和解。”
法官看向陈默。
陈默起身，打开平板，播放一段录音。背景杂音很重，能听见风声和远处塔吊的转动声。一个沙哑的声音说：“老赵说了，每个项目必须交十份合格报告，少一份就停工整改。”接着是另一个声音，带着怒气：“这要是出了事，谁担得起？”
“这是我去年六月在三号工地录的。”张强接过话，“说话的是项目主管老周，第二天他就住院了。我当时也在场，争了几句，被记了‘不服管教’。”
赵德海律师冷笑：“一段来路不明的录音，就能证明威胁存在？证人完全可能为了博同情编造故事。”
“我不是编的。”张强忽然抬高声音，又顿住，深吸一口气，“我女儿七岁，上小学一年级。出庭前两天，我接到个电话，男的，声音很平，说‘你要是再往上告，明天她放学就回不了家’。”
旁听席有人轻轻吸了口气。
“我求他们，我说我撤诉，我不说了。可他们挂了电话。”张强眼眶红了，“我回家看她写作业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一笔一划特别认真。我就想，要是她以后连字都不敢写，话也不敢说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全场安静。
赵德海律师再次起身：“法官大人，这种情绪化陈述严重干扰庭审秩序，请求排除该部分证言。”
陈默站出来：“法律不是只听冷静的话。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今天他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博同情，是想让以后的人不用再怕。他女儿写作业的样子，不该变成恐惧的代价。”
法官低头翻了几页材料，又看了看笔录。几秒后，敲下法槌：“证人陈述基于亲身经历，且与已有证据形成关联，具备证据能力。驳回排除申请。”
张强站在原地，手还在抖，但脊背挺直了。
陈默递给他一杯水。他没喝，只是握着纸杯，指节泛白。
接下来的质证环节，赵德海律师试图用一份盖着红章的“调解协议”否定张强的说法。陈默当庭提交了该协议的用印时间记录——比张强被辞退早了整整一个月，根本对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