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五十分，城市刚从夜色里浮起。陈默站在事务所门口，风吹得他领口微动。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小刘最后一条信息跳出来：“影子系统已锁定，所有案卷安全。”
他没回消息，直接拨通了张强的电话。
电话响了三声接通，背景是工地早班的嘈杂声，钢筋碰撞，吊车启动。张强的声音沉稳了些：“陈律师，我刚交完班。”
“昨晚他们想删掉我们十年来的记录。”陈默说，“差一点就成了。”
张强没出声。
“但他们忘了，有人一直记得。”陈默声音不高，却清晰，“现在该轮到我们让别人记住了。”
那边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吸，像是压抑了很久的情绪终于松动。“你说吧，要怎么干。”
“集会。”陈默说，“合法申请，公开诉求。名字叫‘金融受害者权益联署’，你来牵头。”
张强沉默了几秒，“人能来吗？很多人怕。”
“怕就对了。”陈默说，“说明他们还记得疼。只要记得疼，就不会一直躲着。”
张强挂了电话。二十分钟后，一个名为“全国维权联署筹备组”的加密群组建立，首批加入的是十二个省市的受害者代表。名单一条条往上堆，有退休教师、下岗工人、小企业主，还有几个大学生——父母破产后，学费断了来源。
当天中午，申请材料递交民政部门。诉求明确：要求彻查涉案金融集团资金流向，公开投资者损失明细，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。
审批流程被卡在第三天。工作人员口头答复：“规模太大，影响不好控制。”
张强打来电话时，正蹲在工地食堂外啃馒头。陈默在另一头说：“改方案，不占主广场，走环线静默行进，每人持一份材料，不喊口号，只发传单。”
“那算集会吗？”张强问。
“算。”陈默答，“只要人在，就是声音。”
集会定在第七天上午九点。地点改为市中心公园外围步行道。组织方式变成接力式：每五十人一组，间隔五分钟出发，全程录像备案，现场安排法律志愿者随行。
前夜，张强租住的小屋亮着灯。墙上贴满了各地代表发来的照片——有人举着写有亲人名字的纸板，有人抱着存折复印件，还有一个小女孩站在废墟前，手里攥着一张“助学贷款合同”。
他把演讲稿写了又删。最后一句留了下来：“我不是来报仇的，是为了让我们孩子的未来不再重演。”
清晨七点，第一批人抵达集合点。八点，人流开始汇聚。九点整，环道上已站满人。横幅展开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和血指印。有人默默举起身份证，正面朝外，像一种无声的宣誓。
十点十三分，张强走上临时搭起的扩音台。他没穿工装，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头发梳得整齐。
话筒接通的瞬间，全场安静下来。
他开口没有讲稿：“十年前，我爸被逼债跳楼。那天我在工地搬砖，接到电话赶回去，他在殡仪馆，身上盖着一块旧床单。我妈跪在地上求债主宽限三天，人家当着她的面撕了欠条。”
人群中有低低的抽气声。
“后来我知道，那笔账早就还清了。可没人管，也没人听。”他声音平稳，却带着裂痕，“我忍了十年，不敢说话。直到我娘被人冤枉偷钱，差点坐牢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沉默不是老实，是认命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人群。
“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不是闹事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只是想问一句：我们的钱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人给个说法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