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把文件夹放进信封时，手指在边缘摩挲了一下。那层磨损的塑料皮曾被张强的手掌反复摩擦，如今换成了他的指节压着。他没再翻看里面的内容，只是将信封口仔细粘好，写下“省纪委信访室收”七个字。
大厅里人不多，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材料，扫了一眼编号，递回一张回执单。陈默签字后没有离开，在接待区长椅上坐下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打印件重新核对。时间是上午九点十七分，墙上电子屏显示等候人数还有三人。
大约四十分钟后，内线电话响起。工作人员探头叫了他的名字。
会议室比想象中小，长桌两侧各坐两人，正对面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，袖口露出一截旧钢笔。他面前摆着刚刚签收的信封，已经拆开，里面的材料按顺序摊平。
“陈律师，”那人开口，声音不高，“我们看了你提交的说明。你说这不是普通的消费者维权？”
“不是。”陈默坐着没动，“这些记录背后有共同的操作模式。它们出现在不同品牌、不同系统的设备上，但行为逻辑一致——诱导授权、静默监听、基于情绪反应触发限制性指令。这不是故障，是设计。”
对方微微点头，目光落在名录第一页。王桂芬的名字下标注了三次异常事件：语音提醒阻止出门、自动订购清洁用品、夜间摄像头转向床头。
“你们做过技术验证吗？”他问。
“由独立第三方完成初步分析。”陈默递上另一份文件，“结论是部分数据包经由境外中转服务器传输，路径与某跨国科技公司的测试网络重合。国内企业可能只是前端接口，真正的决策模型不在本地。”
屋里静了几秒。
“如果情况属实，这已经超出市场监管范畴。”男人合上材料，“涉及跨境数据流动、公民隐私权边界，甚至可能牵扯到社会控制系统试验。”
“所以我选择向纪委提交。”陈默说，“当商业行为与公共权力产生模糊交集，而现有诉讼机制无法及时响应时，监督必须前置。”
对方抬眼看过来：“你知道这家企业的背景？”
“高新技术扶持单位，近两年承接多个智慧城市项目。”陈默语气平稳，“它的合作名单里有三个政府部门的试点工程。”
男人站起身，把材料收进档案袋。“我会报请组长召开专项研判会。按程序，这类线索需要评估是否纳入纪律审查范围。”
“建议尽快。”陈默也站起来，“已经有老人因为系统误判停药延误治疗，也有孩子出现睡眠障碍。这种影响不会立刻显现在报表上，但它在一点点改变人的生活选择。”
对方沉默片刻，拿起笔在袋角写了个日期，又补了三个字：**加急处理**。
当天下午五点，省纪委七楼会议室亮起灯。调查组组长林志远坐在主位，面前放着那份档案袋。他没急着开会，先一页页翻完《受侵害用户名录》，然后抽出一张白纸，写下三行字：
智能监听——是否构成变相监控？
情绪识别——是否存在心理干预？
自动惩罚——有没有越权执行？
他用红笔圈住“惩罚”二字，在旁边打了个问号。
六点半，四名成员到齐。会议开始不到十分钟，就有人提出疑虑：“这类问题traditionally属于网信办或市场监管职责，我们介入是否有越界风险？”
林志远没答话，只把名录推到中间。“这位王桂芬，五十多岁，小区保洁员。她儿子在工地干活，去年差点被扣工资，就因为拒绝安装指定APP。现在她家电视每天播报健康警告，劝她买保健品。她不识字，看不懂协议，也不知道怎么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