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陈默合上电脑，关掉台灯。政务中心临时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，窗外天色灰白，楼道尽头的值班室早已熄了灯。他把案卷收进公文包，拉链拉得严实，起身时肩膀发出轻微的响声。他在水房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抬头看镜中的自己：眼窝深陷，胡茬发青，领带依旧笔直。
七点四十分，法院门口已聚集人群。记者举着摄像机站在警戒线外，旁听席前排坐满了小区居民，王桂芬也在其中，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。她没往原告席看，只盯着审判席上方的国徽，像在确认什么。
八点整，法槌敲响。
审判长宣布开庭，声音平稳。被告赵德海身着唐装入庭，步子不急不缓，坐下时整理了袖口。他身后坐着三名律师，为首的是京华恒信的周律师，五十岁上下，西装熨帖，金丝眼镜后眼神冷锐。他们带来的文件箱被书记员逐一登记，堆在辩护席一侧，足有半人高。
“现在由控方陈述。”审判长说。
陈默站起身，公文包放在桌上，未打开。他先向法庭提交三份证据原件：银行流水原始凭证、吴某签字的录音文字稿、农民工集体签名的投诉书。书记员核对编号，一一签收。他的动作不快，但每一步都清晰。
周律师立刻提出异议：“审判长，我方认为，控方所称‘资金流向图’系自行绘制，未经第三方审计确认，不具备证据效力。且其指控赵德海先生为实际控制人，缺乏直接书面授权文件，属主观推断。”
审判长点头：“请控方回应。”
陈默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复印件，递交给书记员转呈合议庭。“这是赵德海亲笔签批的‘绿化改造项目’拨款意见书，签署时间为去年三月十五日。同一日，该笔三百万元款项经由‘宏达建设’转入‘新源物业’账户，再于次日分拆汇入三家空壳公司。银行流水与签批时间完全吻合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我方不要求合议庭相信推断，只需查看资金动线与决策节点的重合频率。在本案涉及的七项工程中，赵德海先生均有亲笔签批记录，而每一笔资金转移均在其签字后二十四小时内完成。这种规律性，不是巧合。”
周律师立即接话：“程序问题更为严重。吴某作为关键证人，其供述取得过程存在重大瑕疵。据我方了解，他在被调查组控制期间才做出陈述，是否受到心理胁迫？是否有诱供可能？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自首必须出于自愿。而吴某最初并未主动投案，是在被限制行动自由后才交代，其证言合法性存疑。”
旁听席传来低语。
陈默打开笔记本，翻到一页记录：“吴某于四月五日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，主动前往市纪委监委驻点办公室递交材料，全程未被限制人身自由。其后，因接到匿名威胁电话，经本人申请，由警方提供临时保护。所有谈话均有同步录音录像，并经检察机关审查确认合法。我方已提交光盘编号073至079，可当庭播放。”
他说完，看向审判席：“若我方证人因害怕而沉默是合法的，那他选择说出真相，为何反而成了程序漏洞？”
审判长抬手，示意双方暂勿争执。片刻后，宣布进入质证环节。
周律师转向证据链完整性发起攻击：“即便部分转账属实，也不能证明赵德海先生知情。这些公司均为独立法人，财务运作由专业团队负责。将下属行为归责于企业主，属于典型的‘有罪推定’。”
陈默没有立刻反驳。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新的材料，封面写着“周丽萍公司异常注销情况说明”。他朗声道：“请法庭注意一个细节——就在三天前，一家名为‘丰年装饰’的公司突然注销。该公司成立于去年六月，法人代表周丽萍，注册地址为城郊民房。成立第二天，便承接‘外墙粉刷’工程，合同金额四百二十万。付款方式违反常规：第二期三百六十万在无验收报告情况下直接拨付。而该公司注销理由为‘经营不善’。”
他抬起头：“一个刚拿到大项目、尚未结清尾款的公司，会因为经营不善注销吗？更奇怪的是，这笔钱最终流入一家注册于海南的贸易公司，而这家公司，与赵德海先生持股百分之四十九的‘海润投资’存在关联交易记录。”
周律师皱眉：“这属于新线索，不应在庭审中突然提出。”
“这不是突然提出，而是对方试图抹除的痕迹。”陈默声音提高，“注销发生在调查启动后第四天，恰逢吴某倒戈。这是清除证据的行为。若真如你所说，法人独立、层层隔离，那为何每一次资金异常流动的背后，都能找到赵德海先生的影子？”
他转向旁听席，拿起那份投诉书：“我不再念法条了。我想请大家听一段话，来自农民工张强和其他十七名工人的联名信——‘我们流汗盖楼，他们用钱洗黑。维修基金本该修电梯、换管道，可三年过去了，老人爬不动楼梯，孩子上学路上摔过两次。我们不敢问，一问就说账上没钱。可钱去了哪儿？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