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零七分，陈默写下第一个问题：“事发当天，有没有人目击？”
女人低头抠着病历本的边角，指节发白。她声音压得很低，说工友怕惹事，没人肯作证。陈默点头，把这句话记在登记表上。他没打断，也没急着安慰，只是用笔轻轻点了点纸面，示意她继续说下去。
王桂芬提着水壶进来，给女人倒了杯热水。小林在另一张桌前整理资料，来访登记表已经填到第三页。办公室里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。阳光照进来，落在墙上的公告栏，那里贴着警方受理回执编号，下面多了一张新字条：“谢谢你们，敢接我们的事。”
门被推开时，风带进来一阵凉意。李薇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。她穿着深灰色夹克，背包侧袋插着录音笔，短发比几个月前剪得更短了些。
“我来拍点东西。”她说。
陈默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。他知道她是谁——那个在王桂芬案最紧要关头送来关键录音的女人。当时她在律所外等了三天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记者写不了判决书，但能点火。”后来她消失了，再没出现过。现在她回来了，带着镜头。
“今天不是媒体开放日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李薇走进来，目光扫过候诊区。已经有三个人坐在那里：一个穿工装裤的中年男人抱着文件袋，一个老太太攥着医保卡，还有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搂着孩子。他们都看着门口，眼神里有迟疑，也有期待。
“我不是来拍你。”李薇说，“是来拍他们。”
陈默合上登记本，站起身走到窗边。他望着楼下街道，一辆快递车缓缓驶过，送外卖的人拎着餐盒跑进隔壁写字楼。生活照常运转，像一部不需要提醒就能继续走的钟表。
“这些案子，每天都有。”他说。
“可没人看见。”李薇从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稿，递过去，“这是我写的初稿标题：《沉默者的法庭》。我想讲的是这些人怎么一步步被逼到墙角，又怎么试着伸手摸门把手。”
陈默接过稿纸，快速翻了一遍。内容没有夸大，也没有刻意煽情。每一段都对应着真实的材料，有的来自他曾处理过的案件，有的是他听说过的类似遭遇。文中有提到公益法律援助计划启动以来的数据：五天内接待三十七人，立案十二起，涉及工伤赔偿、拖欠工资、非法解雇、房屋强拆等多个领域。
他把稿纸放在桌上，看向李薇身后的摄像师。年轻人正调试设备，镜头对准了空椅子。
“别对着我拍。”陈默说，“如果要拍，就拍他们说话的样子。”
李薇点头。“可以。”
“也不要说我是‘英雄’。”
“我没打算这么说。”
“还有，不要用我的名字做标题。”
“那就用他们的名字。”
陈默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回到座位，重新打开登记表。他对那个断了手指的男人说：“轮到你了。”
拍摄开始了。没有人喊开始或结束，一切就像日常工作一样自然。摄像机架在角落，不干扰任何人。李薇坐在一旁记录，偶尔低声提问，但从不打断陈述过程。
那位断指工人说起事发经过时手一直在抖。他说自己干了八年焊工，从未出过事故，那天机器漏电，手套烧穿，三根手指当场焦黑。厂方不报工伤，反说他操作不当，还要扣两个月工资。他去找劳动监察，对方让他“回去等通知”，这一等就是十一个月。
“我老婆住院，孩子上学，钱从哪来？”他声音突然抬高，随即又低下头，“我不懂法，也不知道该找谁。”
旁边的老太太接着说，儿子在工地摔伤后，包工头直接跑了。她拿着医院发票去公司讨说法，被保安推出来。她去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摔倒在台阶上，膝盖到现在还疼。
年轻母亲抱着孩子，说丈夫被欠薪两年，讨要时被打断肋骨。派出所做了笔录，但没人抓人。她不知道还能去哪。
摄像机静静地录着。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大喊大叫。他们只是把话说出来，一句一句，像把压在胸口多年的石头往外搬。
中午过后，又有两人前来登记。志愿者小刘帮忙引导填表，王桂芬继续烧水倒茶。整个下午，办公室保持着一种缓慢而稳定的节奏。
李薇收起录音笔，对陈默说：“我们明天发第一篇报道。”
“内容给我过一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