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识一旦挣脱混沌的泥沼，便再也无法退回那片麻木的庇护所。对于江熠而言，清醒意味着每分每秒都必须无比清晰地感知两件事：一是身体上传来的、无休无止的、足以将人逼疯的剧痛；二是精神上那冰冷彻骨、无处遁形的——被彻底遗弃的现实。
日子在痛苦的煎熬中缓慢流逝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。他像一具还有知觉的标本，被固定在病床上，被动地承受着一切。
每日的医疗护理依旧是雷打不动的程序。护士和护工们进行着例行的操作：吸痰、翻身、擦拭、更换敷料、鼻饲营养液……只是，当他睁开那双空洞却又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眼睛时，操作者们或多或少都感到了一丝不自在。
那眼神太清醒了，清醒得不像一个刚从鬼门关挣扎回来、虚弱至极的病人。里面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没有对救助者的感激，甚至没有多少痛苦的哀求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，以及冰层下隐约燃烧的、令人心悸的暗火。
负责他的护士和护工们，动作下意识地更加规范，也更显疏离。没有人再会像对待完全无意识的病人那样随意嘟囔抱怨，也没有人再会对着他进行那些无意义的自言自语。他的清醒，像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最后一点残存的、下意识的怜悯也隔绝开了。
他们只是完成工作，尽可能避免与他对视。
“37床量体温。”
“翻下身，忍一下。”
“吃药了。”
话语简洁，公事公办。仿佛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需要定期维护的、出了严重故障的精密仪器。
这种冰冷的、职业性的距离，比之前的麻木操作更让江熠感到刺骨的寒意。它无比清晰地宣告着：你在这里，只是一个麻烦的“病例”，一个没有过去、没有未来、消耗着资源的“物件”。
而比这日常的冰冷更残酷的，是来自外界的确切消息——或者说，是确切的无消息。
那天下午，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例行公事地来到病房。他们似乎是来做最后的身份确认努力，或者只是走个必须的程序。
年长一些的警察走到床边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：“先生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如果能，请眨一下眼。”
江熠缓慢地眨了一下眼。
警察似乎松了口气，能沟通就好办些：“我们是临江市局的。你发生了严重车祸，一直在医院治疗。我们现在需要确认你的身份，以便联系你的家人。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家在哪里？”
名字？家？
这两个词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在他的心上。
他嘴唇哆嗦着，试图发出那两个熟悉的音节，却只引来了喉咙里一阵剧烈的、痛苦的痉挛和嘶哑的气音，眼泪再次因生理性的痛苦而涌出。
年轻点的警察有些不忍，递过来一个写字板和笔：“写下来试试？”
江熠用尽全身力气，试图抬起那只插着留置针、瘦骨嶙峋的手。手指颤抖得如同风中枯叶，连笔都握不住，更别提写出一个完整的字。巨大的无力感和屈辱感几乎将他淹没。
老警察叹了口气，收起纸笔：“好吧，看来你伤得确实太重。那我们换种方式。我们根据现场遗留的微量物证和之前的一些模糊线索，尝试联系了几个可能与你身份有关的家庭或机构。”
江熠的心脏猛地一缩，所有的痛苦仿佛瞬间停滞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警察的嘴上。
“我们联系了A市的江氏家族，”警察的声音平稳，却像刽子手的刀，缓缓落下，“对方给出了非常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回复：他们的长子江熠因严重损害家族利益，早已被正式逐出家门，断绝所有关系。他们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文件，并表示……此人的任何情况，生死荣辱，均与江氏再无瓜葛。”
每一个字，都像一颗冰冷的钉子，狠狠凿进江熠的耳膜，钉入他的心脏。
逐出家门。
断绝关系。
生死荣辱，再无瓜葛。
原来，那不是气话，不是暂时的惩罚。那是盖棺定论！是法律意义上的彻底切割！
“我们还尝试联系了一位姓林的女士，电话号码是你入院时登记的唯一联系人。”警察继续说着，没有注意到床上那人瞬间灰败下去的脸色和骤然停止的呼吸，“对方否认认识你，并表示从未向任何医院提供过联系方式，可能是院方记录错误。”
否认认识。
从未提供。
记录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