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承恩没接话。他把三样东西重新摆好：车票在左，怀表在右，照片在中间。然后往后靠了靠，眯着眼看它们的位置。
“还有一个问题。”他说，“为什么只留这三样？为什么不写信？不留名字？不留地址？”
“怕连累别人。”岑晚月说，“也怕东西落到不该拿的人手里。”
“那就说明，知道这事的人不多，活下来的更少。”李承恩敲了敲桌面，“我们要找那些在铁路系统干过，又跟军管组打过交道的人。年纪要大，八十年代初至少六十岁以上，还得是北京本地的，不然不会参与城内调度。”
“这种人……现在大多退休了吧？”
“对。有的住在家属院，有的回了胡同。我这两天修电器，顺便多去几个老小区转转，碰碰运气。”
岑晚月看着他，“你要一个一个问？”
“不用全问。”李承恩摇头，“只要碰到一个愿意说的，就能引出第二个。老人爱回忆，尤其说起过去的苦，往往一讲就是半天。我只要提一句，他们就会往下说。”
“那你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“明天。”他看了看窗外，“今天先把事情理清楚。问得太急，容易出错。”
岑晚月没再问。她把照片轻轻放回布包，动作很慢。李承恩也没催，拿起焊枪，继续修理拆开的收音机。电线绕在手上，他一边接线，一边听着喇叭里的杂音。
“你觉不觉得……”岑晚月忽然开口，“这些事，李国栋可能知道一点？”
李承恩手顿了一下，焊枪停在半空。他没抬头，只问：“怎么想到他？”
“他是会计，厂里这么多年，经手的名单不少。他父亲早年也在区政府做过事，认识人多。要是当年有什么调动，他可能会听说点消息。”
“他要是知道，早就拿来压我了。”李承恩语气平静，“他恨我，是因为我挡了他儿子的路，不是因为我爸妈的事。如果他知道我能牵扯出大事，不会等到今天才动手。”
岑晚月没反驳。她靠在椅子上，望着桌角的煤油灯。灯芯有点长，火苗晃动，她伸手拨了一下，光线稳了。
“我只是觉得……”她慢慢说，“有些事，可能比我们想的复杂。一张废票，一块旧表，半张照片，能留到现在，不是偶然。背后一定有人在推。”
李承恩抬眼看她，“你是说，有人在等我们发现？”
“不一定是在等。”她说，“也许只是……不想让它们彻底消失。”
外面传来狗叫，接着是王婶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。李承恩把最后一根线接好，按下开关。收音机嗡了一声，传出断断续续的评书声。
“包大人怒拍惊堂木——”
声音沙哑，夹着电流杂音。
岑晚月笑了笑，“你这手艺，越来越好了。”
“凑合能听。”李承恩关掉电源，把工具收进箱子，“等我把这几台修完，就有理由去家属院转了。那边老头老太太多，爱听评书，收音机坏得勤。”
“那你去的时候，带上我那块表。”岑晚月把布包推过去，“放在工具箱底层，万一有人问，你也可以说‘顺手帮人修个旧东西’。”
“行。”他接过布包，没打开，直接塞进工具箱夹层，“等有了消息，咱们再碰头。”
两人不再多言。李承恩收拾桌子，把本子和笔放进抽屉。岑晚月起身把凳子搬回墙角，又拧紧了煤油灯的盖子。
屋里暗了一些。窗外天还亮着，但院子里已有人点灯。李承恩坐在桌边没动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食指第二关节的茧。那里粗糙，是常年劳作磨出的痕迹。
岑晚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靠着门框，望着桌上那台修好的收音机。
评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