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国栋猛地站起，椅子刮出刺耳声响。他冲进卧室，拉开床头柜抽屉，翻出一本破旧《会计手册》，抖开书页。夹层里的通讯录不见了。
他冷汗直冒，又翻衣柜、床底、鞋盒，掀开床垫。没有。
他跑到窗边，掀开窗帘一角，死死盯着院门口。巷子空无一人，只有风吹动晾衣绳上的床单来回摆荡。
可他知道——有人在看他。
他转身一脚踹翻椅子，抄起搪瓷杯砸向墙壁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杯子碎裂，碎片四溅。咸菜汤顺着墙面缓缓流下。
“废物！”他怒吼，“这点事都办不好！我要你有什么用？现在全完了！”
厨房里，妻子缩在灶台边，不敢出声。
他瘫坐在地，手指抠着地板缝隙，呼吸粗重。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完了……只要他开口，我就全完了……
南巷口拐角，赵铁柱往回走。阳光洒在青砖上，映出斑驳亮光。他走在树荫下，手插在裤兜里，指尖摩挲着警方刚交给他的《协助调查证明》。纸张挺括，红章清晰，握在手里格外踏实。
路过杂货店，他停下买了包烟。老板找零时，他随口问：“今早派出所是不是抓人了？”
“可不是嘛！”老板压低声音，“听说是个厂里干事的，拿钱买通医生，想把人送进疯人院！多缺德啊！”
赵铁柱笑了笑，叼着烟走了。
他沿着原路返回，脚步轻快。走到修车摊附近，看见李承恩正蹲着修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链条松了，他用扳手拧紧螺丝。
赵铁柱走过去，把证明递给他：“成了。人在所里，已经开口了。”
李承恩没抬头，手上继续忙碌：“说了什么？”
“承认李国栋让他改过账，也办过精神评估材料。还供出有个记账本，藏在会计室抽屉里。”
李承恩拧紧最后一颗螺丝，站起身，用棉纱擦手：“东西呢？”
“磁带和钱都被扣了。警方说要当证据。”
“嗯。”李承恩点头，“等他们立案，咱们再下一步。”
赵铁柱坐上工具箱，点烟：“你说李国栋现在知道了吗？”
“早知道了。”李承恩把自行车推到一边，“他儿子刚才打过电话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派出所不会通知家属。能这么快知道的，肯定是内部有人通风报信。”
赵铁柱吐出一口烟圈：“那他现在肯定坐不住了。”
“他坐得住。”李承恩望着巷子尽头，“他现在最怕的不是被抓，是没人替他扛事。他得等，等小刘能不能咬住不说。”
“可小刘已经说了。”
“所以他完了。”李承恩一件件收拾工具，“接下来，就看他还能撑几天。”
李承恩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：“你回去休息吧。明天还有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等林秀芬那边的消息。”李承恩淡淡道，“她答应帮我查一笔账。”
赵铁柱没多问。他知道，李承恩不想说的事，问也无益。
他扛起工具包，走了。
李承恩站在原地，抬头看天。云层厚重，低低压着，仿佛随时会塌下来。风吹动他的裤脚。
他摸了摸衣兜，那卷磁带还在。他没拿出来，也不打算现在动用。他知道，真正的大戏尚未开场。
但他也清楚，从今天起，没人再敢当他好欺负。
下午一点二十七分，李国栋家客厅昏暗。窗帘紧闭，收音机关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一份空白辞职报告，笔悬在纸上，迟迟未落。
他不知该如何下笔。
写“因身体原因离职”？没人会信。
写“自愿放弃职务”？更无人相信。
他将纸揉成团，扔进墙角纸篓。那里已有七八个纸团。
他站起身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走两步，停住。再走两步，又停。最后走到镜子前，凝视自己。头发花白，眼窝深陷，脸已瘦了一圈。
他想起十年前，李承恩刚进厂的模样。瘦弱，沉默，见人就低头。那时他觉得，这人一辈子翻不了身。
可如今呢？
他冷笑一声，声音沙哑。
他拉开柜子，翻出一件旧夹克，将剩下的两千块钱裹进内衬，用针线细细缝好。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看不出异样。
他摸了摸口袋，钥匙还在。
他开门走出去，脚步很轻。路过电器店时，他下意识抬头。
李承恩正站在门口修理电风扇。听见脚步声，他抬眼看过来。
两人目光相接。
李国栋没有停留，也没有打招呼，加快脚步走过。
身后寂静无声。
但他知道——
一切都变了。
李承恩不会再躲了。
他在等他来。
而他，只能往前走。
赵铁柱走到四合院门口，停下。他回头望了眼巷子深处。李承恩仍在修车摊忙碌，低头干活，背影沉稳。
他没有喊，也没有招手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然后转身，走进院门。
傍晚六点，李承恩关掉摊位灯，收拾工具准备回家。他翻开登记本，写下一行字：
“七月十七日，修自行车一辆，收五毛。小刘被捕，供出改账一事。”
字迹工整，一如往常。
他合上本子，放进抽屉。
抬头看天。
天黑得很快，第一滴雨落在窗台，砸出一个小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