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干活的，临时工。身手好，嘴严，能跑长途。”
“干什么活？”
“护场子。”王德发说，“最近有人闹事，我们店需要几个帮手，短期用，三到五天。每天三十块，先付一半定金，路费我们出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几秒。
“三十块？”那人声音有点动心，“现结？”
“定金先打一半，人到了再结剩下。你们从外地来，我们安排住处，管两顿饭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北京，城南。”
“哪个区？具体地址？”
“到时候我会通知。你只要告诉我，有没有人愿意来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接着传来翻纸的声音。
“我手头有两个湖南的，一个河北的，都在工地上干过，能吃苦，也敢说话。”对方说，“他们明天就能动身。”
“三个都要。”王德发说，“我需要三个人，轮班来，别一起到。”
“行。我跟他们说一声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你把定金打过来，账号我发你。”
“发吧。”
挂了电话，王德发拿出记账本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抄下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。他又取出钱包，点了三千块钱，用报纸包好，放在桌上。
他重新打开通讯录，翻到周大龙的名字，旁边记着刚才那串电话。他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，又在旁边写下四个字：人已联系。
然后他撕下这一页，凑近台灯点燃。火苗窜起，他盯着纸片烧成灰，落进搪瓷缸里。
他坐回床沿，伸手摸了摸额头。手心有些出汗。
事情一步步开始了。三条路都在走：舆论施压、断他货源、找外人帮忙。他不怕慢，就怕不动。只要动了，就有机会。
他想起下午去看南街那个修车摊。铁皮屋顶还在，水泥地也平整，水电表都挂着，只是锁生锈了。他用手推了推门，没推开，但框子松动，一脚就能踹开。那种地方，一个月租金至少五十，他却能让周大龙白拿。值得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。外面夜色浓重，胡同尽头那盏路灯还亮着，照着地面一块积水。风吹过来，水波微微晃，映着光。
他掏出最后一根烟，点上。
吸了两口，他低声说：“人明天就能到。”
这时，屋里传来响动。是铝壶的水开了，哨声尖细，在夜里传得很远。
他没去关火。就让它响着。
片刻后，他把烟按灭，拿起桌上的钱，重新包好，塞进皮包夹层。然后他脱鞋上床，没盖被子，就躺着，眼睛望着天花板。
他没睡着。他在想，明天第一个来的会是谁。
是湖南的，还是河北的？
会不会有人中途反悔？
不会。三十块一天，对工地上的汉子来说，是半年的盼头。他们一定会来。
他也想，李承恩现在在干什么。
也许在核账，也许在修收音机，也许正和谁说话。
没关系。等这些人到了，他的日子就不会这么安稳了。
他闭上眼，呼吸慢慢平稳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，阳光照进窗户时，王德发已经醒了。他洗了脸，换了件干净衬衫，拎起皮包出门前最后看了眼桌上的铝壶。
壶凉了，水汽没了。
他锁上门，往公用电话亭走。
七点十分，他拨通了刘建国的电话。
“人出发了吗？”他问。
“出了。”对方说，“湖南两个，昨晚上车，今天中午到北京西站。河北那个晚一班车，明早到。我都交代好了，让他们到了先别露面，找个便宜旅社住下，等你通知。”
“定金我马上打。”王德发说，“你告诉他们，到了别乱跑，手机保持畅通。我会安排他们怎么行动。”
“行。我跟他们说了，听你的。”
挂了电话，王德发站在电话亭里，没急着走。他从兜里掏出那张写着刘建国电话的纸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撕成碎片，撒进旁边的垃圾箱。
他转身往回走，路过早点摊，买了两个馒头，边走边吃。
阳光照在巷子口，扫地的老头哼着评剧，声音断断续续。
王德发嚼着馒头，心想：这一轮，该收网了。
他回到家，把三千块汇款单填好，亲自送到邮局。回来时，顺路去了居委会附近转了一圈。周大龙的自行车停在门口，人应该在里面。
他没进去。他只是看了一眼，就走了。
他知道，周大龙也在等消息。
中午十二点十七分，王德发坐在屋里，听着挂钟的滴答声。
他打开皮包，取出一张新的便签纸，写下三行字：
湖南两人，今日抵京，住西站附近“民安旅社”。
行动指令：明日早晨八点进店，轮流试机，重点问电饭锅功率、收音机频道、维修保修期。
话术统一：自称“外地亲戚介绍来买的”，表现出犹豫、挑剔、反复比较。
他把纸条折好，放进信封，写上周大龙的名字。
他没立刻送去。他要等。
等到傍晚，等周大龙下班回家，他再亲自送过去。
他知道，这场戏，才刚刚开始。
而主角还不知道，风已经吹到了他店门口。
清晨五点，天刚亮。扫街的老孙头推着铁皮车从胡同口进来。他先清扫东边墙根，竹扫帚在地上划出沙沙的声响。
扫到第三家院门前时，他忽然停住了。
墙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：“李承恩是骗子”。旁边画着一只歪歪扭扭的乌龟。
油漆尚未干透，几滴顺着砖缝缓缓下滑，在墙面留下暗红色的痕迹。
老孙头皱了皱眉，放下扫帚，转身回家提来一桶水和一块旧抹布。他一边擦洗墙壁，一边低声嘀咕：“谁干的这种事？
几十年都没出过这等丑事。”水冲了几遍，字迹淡了，但印子仍隐约可见。他叹了口气，心想得赶紧告诉居委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