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是记秘密的那个。”他摇头，“是我这些年记的供应商名单。八二年以前，我修电器，全国各地都有人寄坏机器来修。修好了，对方寄配件当报酬。我一条条记下来，谁在哪，做什么货，信誉怎么样，全写了。这些年来一直留着，就怕有一天用得上。”
她看着他走进里屋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。箱子不大，刷过绿漆，如今已褪成灰绿色。他打开锁，从一堆单据下抽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封面写着“往来记录1978-1983”。
他翻开一页，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：孙建国，广州电子元件厂，主营录音机芯、喇叭单元，可批量供应。
下面一行小字：七九年寄样机三台，质量稳定，价格比国营低两成。因无经销资质，未合作。
他又翻了几页，圈出另外两个名字：一个是西安的，做变压器；一个是哈尔滨的，专供电容电阻。都是当年联系过，但因政策原因未能合作的厂家。
他拿出一张全国铁路货运图，铺在桌上。这是去年在车站捡的，边角卷了，但线路清楚。他在几个城市上画了圈，用尺子连上线：广州—北京，西安—北京，哈尔滨—北京。三条线，三个方向，三条退路。
岑晚月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没打扰。她知道他在干什么——不是找货源，是在重新布局。外面的人以为把他围死了，其实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招。
“你打算直接联系他们？”她问。
“先写信。”他说，“问有没有现货，能不能走零担。如果可以，再谈价格和运输。我不指望一次拉满，第一批能进来二十台，就够用了。”
“可你没有经销证，铁路托运要手续。”
“不用走铁路。”他摇头，“可以让厂里托熟人随车带，到北京再转短途。我付双倍运费，只要货到。”
她没说话。这办法笨，费劲，成本高，但最安全。国营渠道被卡死没关系，他走的是人情路。这些人不靠批文吃饭，靠的是信任。只要他守信用，对方就没理由不帮。
她站起来拿外套：“我这就出去。”
“嗯。”他没抬头，“中午别回来做饭了，我在外面吃一口就行。”
她走出院子，脚步轻快。走到巷口时回头看了眼东屋——窗户开着，李承恩坐在桌前写信，背影安静，手里的钢笔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。阳光照在他肩上，工装裤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但指甲剪得很干净。
她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李承恩写完第一封信，吹了吹墨迹，折好放进信封。信封是旧的，正面贴了邮票，背面盖了章，地址写得工整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87号，孙建国同志收。
他又写了两封，分别寄往西安和哈尔滨。写完，把三封信并排放在桌上，压上半块砖头，防止被风吹走。然后打开抽屉，翻出几张汇款单备用。进货要钱，他得提前准备好。
他站起来活动了下肩膀。坐久了腰有点酸。他走到水缸前舀了碗水喝，水很凉，喝下去胃里一紧。放下碗，他看见墙上挂着那台旧收音机，是岑晚月常听评书的那台。外壳裂了，用胶布缠着，但声音清楚。
他走过去，轻轻拍了下喇叭罩：“你还挺争气。”
说完，他回到桌前，翻开通讯簿，开始抄录几个长途电话号码。有些是当年修机器时留下的，有些是同行介绍的，字迹潦草，但还能认出来。他一个个核对，确认区号没错，再用工整的小字誊到新本子上。
这时候，城西的茶馆里，王德发正坐在角落喝茶。
他面前有一壶茉莉花茶，茶叶浮在水面，没怎么泡开。他在乎的不是茶味，是那份体面。对面坐着个穿蓝衬衫的男人，四十来岁，手里捏着一张纸条。
“都办妥了。”那人说，“机电公司那边，老刘收了钱，登记本上你的条子撕了。百货站我也打了招呼，调度组的人都知道了，谁要是给李承恩供了货，下季度家电配额减半。”
王德发端起茶杯吹了口气，喝了一口：“他今天去没去机电仓库？”
“没去。倒是有个姓吴的老头在门口转悠，估计是通风报信去了。”
“那他知道了？”
“应该还不知道。”那人笑，“就算知道了，他也动不了。正规渠道全封死，他一个个体户，没证没照，谁敢跟他做生意？等他急得跳脚，自然就歇菜了。”
王德发咧嘴一笑，眼角挤出几道皱纹：“让他跳。跳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他不是要开店吗？我让他连颗螺丝钉都买不到。”
“你就不怕他走别的路？”
“别的路？”王德发冷笑，“他能走哪条？黑市？那些人更不敢碰他。现在风声紧，谁沾上麻烦谁倒霉。他要是敢从外地调货，光运输就得卡死他。”
“也是。”那人点头，“没手续，铁路不给运，公路检查站一轮轮查，他运不进来。”
“所以啊，”王德发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，“他现在还在焊架子呢，等他焊完了，才发现——没货可卖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李承恩正坐在桌前，用铅笔在铁路货运图上画第三条线。他的手稳，笔尖没抖。
他知道外面有人等着看他失败。
他也知道，有些人只看得见眼前的路，看不见地下埋的线。
他合上通讯簿，把三封信收进工具袋夹层。等邮局开门，他就去寄。
他不怕路远。
他只怕路太窄，容不下两个人同时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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