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分钟到了。
李承恩站在长桌前，目光扫过众人。街坊们仍留在院子里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王婶蹲在东屋门口，手里攥着湿毛巾，轻轻擦拭李国栋的脸。李医生刚来过，说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血压太高，需要卧床休息。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一倒，不是身子垮了，是心虚压垮了人。
“李国栋的事，”李承恩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“组织会查。今天开会不是为了整谁，是要把院子的事理清楚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事情不止一件，该说的还得说。”
有人低头，有人抬头。张华美抱着孩子站得笔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承恩。刘老头拄着拐杖往前挪了一步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岑晚月从花盆边走回来，脚步轻，却每一步都走得沉稳。她没说话，只是将帆布包放在桌角，拉开拉链，取出一叠纸，整整齐齐摆好。动作不急不缓，像是在等一个时机。
李承恩伸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。袋子已经泛旧，边角用胶带反复缠过。他没有立刻打开，而是先将它放在桌上，用手掌轻轻按了按。
“这是周大龙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空气仿佛一下子凝住了。
周大龙原本坐在后头的小板凳上，背靠着墙，手里捏着一颗糖，正要往嘴里送。听到这话，手停在半空，糖纸发出细微的窸窣声。他缓缓把手收回，把糖塞进裤兜，站起身笑了笑：“哎哟，李承恩，你提我名字干嘛？我又没做错事。”
“有没有做错，待会儿就知道。”李承恩撕开纸袋，抽出一张照片。
他举起第一张。照片里有个男人，穿着灰蓝色夹克，拎着黑色提包，正从供销社后巷走过。侧脸一眼就能认出——正是周大龙。右下角标注着时间：1982年7月5日，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。
“供销社后巷不让外人进。”李承恩说，“那天你值班，登记本上写着你在岗，可你根本不在办公室。”
周大龙脸色微变，随即冷笑：“拍张照就说我是走私？我在街上走两步也犯法？这算什么证据？”
“别急。”李承恩又抽出第二张。
这张是近景。周大龙站在胡同口，对面是个戴帽子的男人，正递给他一个布包。两人靠得很近，手几乎要碰上。背景里有辆自行车，车筐中露出半截麻绳捆扎的纸箱。
“这个人叫赵老四，外地倒货的，去年在火车站被抓过两次。”李承恩把照片翻过来，在背面写下几行字，“他在口供里交代，有个‘街道干部’长期收他的货，用港币交易。”
“港币？”有人低声惊呼。
“对，港币。”李承恩翻开一本旧账本，纸页发黄，字迹潦草，但仍清晰可辨，“你看这里——‘广货三箱，收港币折算，实得八百七’。再看下一条，‘手表五只，港币结，留三自用’。”
他把账本递给刘老头：“您眼神好，念给大家听听。”
刘老头戴上眼镜，手指顺着字迹一行行往下读：“……‘录音机两台，港币六百，转手卖九百’……‘香烟十二条，港币四百，分给老陈三条’……我的天，这是干啥？”
“这就是走私账。”李承恩说，“他收货不用人民币，用港币。国家严控的物资，他从外面低价拿进来，加价卖出，赚的是黑钱。不交税，也不走正规渠道。”
“我不信！”王婶突然喊道，“周大龙你每月有钱拿，年底还有奖金，图这点钱？”
周大龙站着不动，额头渗出冷汗。他想笑，嘴角却僵着：“这账本哪来的？谁知道是不是假的？你李承恩跟我有过节，栽赃我也说得通！”
“栽赃？”岑晚月上前一步。
她没用话筒，声音却清晰传到每个人耳中：“那这张呢？”她接过另一张照片，走到墙上的布板前，用图钉“啪”地一声钉上去。
照片里，周大龙弯腰打开提包，里面露出几块手表的表盘，闪着光。他身后是供销社后门的红砖墙，墙上白漆写着“严禁堆放杂物”，清清楚楚。
“七月五号，你上午十一点十九分进巷子，十一点三十七分出来。”岑晚月说，“供销社那天丢了两箱肥皂、一捆毛巾。报了案，后来没了下文。巧的是，你那天收的货里就有毛巾。”
周大龙嘴唇动了动，说不出话。
“还有更巧的。”李承恩翻到账本最后一页，“你记账喜欢用缩写。‘广货’是你对广东私货的叫法，‘老陈’是你姐夫，在火车站干活；‘留三自用’是你自己留三成。这些细节，外人编不出来。”
他把账本递给张华美：“你家男人是会计，你看看这笔迹，像不像他平时写的？”
张华美接过本子，仔细看了看，点头：“像。特别是这个‘港’字，右边那一撇拉得很长，他写材料时就这么写。”
人群开始骚动。
“怪不得他家去年换了新沙发，说是亲戚送的，原来是这么来的！”
“我家孩子上学连支钢笔都买不起，他天天抽‘大前门’！”
“我花八十块买的‘上海牌’手表，三天就坏了，修表师傅说根本不是真的！是他卖的假货！”
说话的是个穿蓝布衫的老职工，姓孙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指着周大龙：“你骗我！你说这是正规货，保真！我还信你，借钱买的！结果呢？表是假的，钱没了！你还在这装好人？”
周大龙往后退了一步，背贴到墙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