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国栋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
他突然明白，这些人不怕他了。过去他们听他的，因为他是在编职工，是会计，能签字，能决定谁调房、谁评先进。可现在，那份权威没了。他不再是“李会计”，只是一个被证据钉住的贪污者。
“我不是……”他低声说，“我不是为了自己……我是为了家里……我儿子没工作，我得给他铺路……我老婆常年吃药……我不多挣点，一家人怎么活？”
“谁家不难？”刘老头拄着拐杖往前一杵，“我老伴瘫床五年，医药费全是自己扛。我找你要过一分钱补助吗？我偷过公家一寸布吗？”
“就是！”孙师傅站起来，“你儿子没工作，是他自己不成器！你当爹的不教他走正道，反倒带着他一起贪？你这是害他！”
“我还记得你前年给李建军安排进厂后勤，顶了小陈的名额。”张华美抱着孩子，声音冷静，“小陈他妈癌症晚期，就指望儿子有个稳定工作。结果呢？你一句话，人家孩子去了砖厂搬砖。你说你心里没鬼？”
李国栋低下头，双手抱住脑袋。
他不再说话，身体微微发抖，像冻僵了一样。
院子里很静。
风吹过树梢，叶子沙沙作响。一只麻雀落在屋檐上看了看，又飞走了。
李承恩仍站在长桌前，手里握着那份尚未拆开的材料。他知道事情还没结束。但他不急。
他等了一会儿，等喧哗渐息，才开口：“这些事，组织会查。今天不是判刑，是让大家看清，是谁在背后动手脚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众人：“愿意作证的，可以留下名字。不愿意的，可以走。”
说完，他没有收起证据，而是将录音带、票据、复印件全都摆在桌面中央，用镇纸压好四角。
纸页平整，字迹清楚，像一把把刀，插在阳光下。
李国栋坐在地上，背靠墙，双手抱头，帽子滚在一边，衣领歪斜，裤脚沾了尘土。他不再挣扎，也不再喊冤。他知道，辩解已无用。证据太多，环环相扣，连他最得意的“口头通知”都成了漏洞。
他想起三个月前，在电话亭跟供货商通话时，确实看见李承恩在不远处修自行车。他当时没在意，以为那小子只会拧螺丝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那双沾满机油的手，早已一步步将他推进深渊。
“你赢了……”他低声说，声音沙哑，“你早就算计好了是不是？你根本不是回来修家电的……你是回来报仇的……”
李承恩看着他，没否认，也没承认。
他只是把最后一份材料轻轻放在桌上，与之前的证据排成一列。
岑晚月看了他一眼。
他点了点头。
李国栋抬起头，看见那一排整整齐齐的纸，忽然头晕目眩。他想站起来，腿却不听使唤。伸手去抓拐杖，指尖刚触到，手便开始发抖。
他放弃了。
他靠着墙，慢慢把头埋进膝盖，肩膀一耸一耸，不知是哭还是喘。
没人扶他。
也没人看他。
人们围着长桌，有的低声议论，有的翻看票据，有的提笔记下疑点。刘老头一页页翻账本，嘴里念着数字；孙师傅拿着笔抄可疑条目；张华美踮脚看，大声念：“‘肥皂调拨四十条，无签收记录’——这条我记得！我家肥皂用一次就化成糊了！”
“假货！”有人喊，“全是假货！用工业碱冒充香皂！”
“这些物资本来该进福利库的！”另一个声音怒道，“结果被他做成假账，转手卖黑市！我们每个月多交的水电费，是不是也有他的份？”
“必须查！”“交纪检组！”“让他退钱！公开道歉！”
骂声一片。
李国栋坐在角落，头低着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他听见那些话，像针扎耳朵。他想反驳，却发现没人愿意听。
他不再是“李会计”，也不是“大伯”。他是“那个贪污的李国栋”。
他忽然想起李承恩小时候的样子——瘦小，总低着头，干活勤快，从不顶嘴。那时候他觉得这孩子老实，好拿捏。他抢了他娘的房子，占了他爹的抚恤金，把他赶去睡柴房，都没见他反抗。
他以为那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
可现在，那个低着头的孩子，站在长桌前，手里握着他的命脉，眼神平静得像深井。
他输了。
输得彻底。
李承恩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文件袋。
他还有一份材料没拿出来。
但他知道，有些人，已经坐不住了。
他轻轻把袋子放在桌上，与之前的证据并列。
岑晚月站在他身后，双手垂着，静静地看着。她没笑，也没说话，只是偶尔看看人群，防着有人溜走。
风又吹了一下。
桌上的纸哗啦作响，一张写着“棉布调拨异常记录”的纸翘了起来，边角抬起，像一只举起的手。
李国栋抬起头，看见那只“手”，愣了一下。
他没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