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王家一枝花”的名号，早已随着门前那条小河的水，淌遍了赵家庄的每一寸田埂，甚至传到了邻村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，还没有太多娱乐活动，乡邻们的生活就围绕着土地、庄稼和家长里短展开。王娇颖偏偏占全了让人羡慕的地方——不仅生得好看，皮肤是那种常年被水汽滋养出的瓷白，柳叶眉弯如新月，笑起来时颊边会漾起两个浅浅的梨涡；性子还沉稳，放学回家从不跟别家丫头疯跑，要么帮母亲喂猪洗衣，把猪食桶刷得比自家饭碗还干净，猪食里的野菜都切得整整齐齐；要么躲在堂屋的八仙桌旁看书，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握着笔的手上，连笔尖都像是镀了层光。她的成绩单常年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土墙上，红勾勾连成一片，比年画还招人待见。有次乡里的干部来检查村小教学，看到她的成绩单，特意夸了句：“这丫头是块读书的料，可得好好培养。”
没人知道，此刻被众人悄悄夸赞的姑娘，多年前曾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不点，怯生生的，见了生人就躲。赵飞翔坐在自家新建的洋楼门廊上，指尖夹着根没点燃的烟，烟盒是最便宜的“红双喜”，还是上次跟包工头去城里办事时人家送的，他舍不得抽，只偶尔拿出来闻闻味道。他望着王娇颖提着豆腐远去的背影，浅蓝色的布衫在薄雾里若隐若现，忽然就想起了十二岁那年的场景。
那年他刚小学毕业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弟弟妹妹还在上学，母亲又常年咳嗽，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初中。爷爷心疼他，带着他去王家串亲戚，想让他跟王家的叔伯学做木工，将来能混口饭吃。刚迈进王家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就见个穿碎花袄的小丫头怯生生躲在她母亲身后，只露出双乌溜溜的眼睛，像受惊的小鹿。那丫头约莫六七岁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辫子上系着红色的绸带，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着。见他看过来，那丫头赶紧往母亲怀里缩了缩，连鼻尖都埋了进去，只留下半截红通通的耳朵。
爷爷拄着拐杖笑，用烟锅指了指她：“丫头，叫飞翔哥。”
她抿着嘴不吭声，耳根却红得像熟透的樱桃，连脖子都染上了粉晕，手指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角，布料都被她抓得皱了起来。
王娇颖的母亲笑着打圆场：“这孩子怕生，别吓着她。”说着，从兜里摸出块糖，塞到她手里，“快给飞翔哥问好。”
那丫头拿着糖，犹豫了半天，才细若蚊呐地喊了声：“飞翔哥。”声音轻得像蚊子叫，说完就把头埋得更深了。
赵飞翔当时正处于半大孩子的叛逆期，觉得跟小丫头说话没意思，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就跟着爷爷去看王家的木工房了。可不知怎的，那个躲在母亲身后、耳根发红的小丫头，却像颗种子，悄悄落在了他心里。后来每次路过王家，他都会下意识地往院里瞟一眼，希望能再见到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，可大多时候都只能看到王家的烟囱冒着烟，或是听到院子里传来的猪叫声。
那时的赵飞翔绝不会想到，这个躲在大人身后的小丫头，将来会成为自己的妻子。他比王娇颖大五岁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跟着爷爷串门、兜里揣着炒黄豆的半大孩子。如今家里盖起了全村第一栋二层洋楼，红砖墙是他特意从县城拉来的耐火砖，每一块都经过他的挑选，表面光滑，颜色均匀，刷上白灰后，在一众土坯房里格外扎眼；白塑钢窗是托人从上海捎来的，比村里常见的木格窗亮堂多了，连玻璃都是双层的，隔音得很，下雨天再也听不到雨点打在窗上的“噼里啪啦”声。院子里停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，是去年赚了钱后买的二手车，车头的标志在薄雾里闪着光，别说村里，就连乡里的书记都还坐着老旧的吉普，每次见到他的车，都会笑着打招呼：“飞翔，又去城里办事啊？”
可每次看到王娇颖，他心里还是会泛起些说不清道的涟漪——她走路时腰背挺直的模样，像田埂上的芦苇，有风也不弯；看书时专注的眼神，连窗外的麻雀飞过去都没察觉；甚至她跟人说话时轻柔的语调，都像江南的烟雨，悄无声息地漫进了他心里，挠得人痒痒的。有次他去村小给弟弟送东西，正好撞见王娇颖在教室外背书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她的嘴唇轻轻动着，声音清脆，像山涧的泉水。他站在远处看了好久，直到上课铃响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河埠头的议论还在继续，王二婶捶着衣服叹道：“就是不知道哪家有福气，能娶到这枝花。我家那小子天天蹲在村口等，就为了看娇颖一眼，怕是连边都摸不着。”她的儿子比王娇颖大两岁，在村里的砖窑厂干活，人很老实，就是性子木讷，见了王娇颖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赵飞翔收回目光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门廊的木柱，那是他亲手选的杉木，纹理紧实，是从山里拉来的好料。他知道，村里惦记王娇颖的小伙子能从村头的老槐树排到村尾的打谷场，有家里开小卖部的，日子过得宽裕；有在镇上当民办教师的，吃公家饭，体面；还有在砖窑厂当工头的，力气大，能挣钱。个个都比他这个“泥腿子”看着体面——他初中没毕业就去城里打工，在工地上搬砖、和泥、绑钢筋，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破纸，身上总带着股水泥味。
(活动时间：10月01日到10月08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