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大早，孤竹社庙前的空地上，又搭起了新的布棚子。
百姓们陆陆续续地前来，手里都紧紧攥着各式各样的投书。有的小心翼翼地裹在油纸里，有的神秘兮兮地藏在陶罐底下，还有的更绝，直接缝在了旧棉袄的夹层里。
他们的眼神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，而是带着一种隐忍了太久、终于看到一丝缝隙透进光亮的希望，就像久旱龟裂的土地，终于在天边盼来了第一缕云的影子。
我站在棚子下面，身上就穿着一件素色的深衣，头发用一根再普通不过的竹簪子固定住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件珠宝玉石，但自有一股无法忽视的凛然气息。
我身后站着墨璃、老杜衡，还有几名农情司的属吏。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矮案，案子上放着笔墨、竹简和登记的簿册。
第一个走上前来的是个跛脚的少年，衣服破破烂烂，怀里抱着一块残破的木板，上面用炭条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“县里的官吏强行把我娘抓去当奴仆，说我们家欠了三石粟米，可我们根本从来没借过粮！”他声音发着颤，但还是一字一句，说得清清楚楚。
我接过那块沉甸甸的木板，仔细看过上面的话，然后对他点了点头：“你的姓名，所属的乡里，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，我们这边会一一记录下来。七天之内，我会派人去你那里核查。如果情况属实，一定还你母亲一个清白！”
那少年听到这话，眼睛里瞬间涌出大颗大颗的眼泪，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给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。
接着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，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封用布包着的信。她说她儿子在戍守边关的路上病死了，连尸骨都没能运回来，可官府却不承认，不肯发放抚恤。
我接过那封可能浸满母亲泪水的信件，让人立刻录入案卷，并且当场批下一道手令，命令当地的郡尉立刻核实阵亡名单，必须在三天之内给出答复。
越来越多的人鼓起勇气走上前，诉说着积压在心底多年、不敢对外人言的委屈。
有人控诉乡里的小吏私自增加赋税，中饱私囊；有人举报管理仓库的仓曹虚报灾情，骗取朝廷赈济；更有甚者，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旧婚契，哭诉丈夫被征发去修皇陵，三年没有音信，如今官府居然昧着良心，把她判给了别人做妾……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是民间沉疴旧疾，平日里无人敢管，无人敢问，今天却像决了堤的洪水，奔涌着倾泻而出。
到了下午，天空忽然阴沉下来，乌云低低地压着，好像随时都要下起瓢泼大雨。
可是聚集的人群非但没有散去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
有人自发地撑起了防雨的油布，有人搬来干柴草，点燃了火堆给大家取暖。
一位眼睛看不见的老乐师，安静地坐在角落，用一把断了弦的旧瑟，幽幽地弹奏着古老的《黍离》曲调，那声音苍凉悲切，如泣如诉。
我站在棚前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头被深深地震动着。
我突然间就明白了，老百姓不是不懂法，而是从来没有人耐心地、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，给他们讲过法；他们不是不敢说话，而是从来没有人，真正愿意弯下腰，倾听他们的声音。
暮色渐渐笼罩下来，像一块巨大的幕布。暴雨终于“哗啦啦”地倾盆而下。
雨水顺着棚顶的边缘流淌下来，打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浑浊的泥花。
我仍然站在风雨之中，对着所有没有离开的百姓大声说：“今天，我们农情司一共收到投书，一百零七件！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农情司将以七天为限，对每一件事进行逐件核查，最终的结果，会张榜公示在这面墙上！如果发现有拖延、推诿的情况，司里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可以弹劾他！”
我的话说完，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低沉却异常坚定的喝彩声。
那不是兴高采烈的欢呼，而是一种压抑了太久太久之后，终于得到释放的呐喊，如同从大地深处传来的、沉闷而有力的雷声。
深夜里，我独自一人坐在灯下，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今天收到的厚厚案卷。
我的手指，随着阅读，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