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四年的春天，虽已过了惊蛰，北京城上空却依旧笼罩着料峭的寒意，连同那场围绕“火耗归公”与“养廉银”制度推行的无声较量，也陷入了某种僵持。
雍正虽连下严旨，务求新政通达基层，然积弊如山，非一日可破。
关丰坐镇粘杆处值房，每日梳理着从各省密送而来的信息。
湖广、江西等地，在朝廷明令“明白晓谕”之后，公开的抵制确然少了，但各种软抵抗、变相拖延的手法却层出不穷。
有州县官上报称胥吏人手不足，清点、核算旧日火耗账目进展缓慢；
有地方声称民智未开，需反复宣导，耗时日久；
更有甚者，阳奉阴违，表面上张贴告示，背地里却纵容胥役散布“养廉银乃镜花水月，火耗终究要加征”的谣言。
这一日，一份来自山西的密报引起了关丰的注意。
奏报称，太原府下属某县，县令张某，系科举正途出身，素有清名，在推行“火耗归公”时却显得异常消极，甚至暗中阻挠。
其辖境内，胥吏依旧按照旧例收取高额火耗，并未按新规将多余部分归公。密报中提及，当地百姓怨声载道，却敢怒不敢言。
关丰觉得此事颇为蹊跷。
若是一贪官，如此行事尚可理解，但一个素有清名的县令，为何要冒着风险对抗朝廷明令？
他命人调来了该县令张某的履历以及粘杆处过往关于他的记录。
记录显示，张某为官还算勤勉，家境寻常，并无明显劣迹。
唯有一点，其与已故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一族有远亲关系，而李光地的门生故旧，在朝中多以“清流”自居，对雍正某些“操切”的新政，私下里确有不以为然的议论。
关丰结合这些信息，隐约捕捉到一种可能：
这张县令，或许并非为了私利，而是出于某种“理念”或“士林清议”的压力，认为“火耗归公”过于干涉地方，有损“士大夫”体面，或认为此法过于“与民争利”，故而采取了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态度。
这是一种更深层次、更难以简单用贪腐来定义的阻力。
关丰将此事默默记下，并未立即采取行动，而是继续观察。
他知道，这种源于理念和士林风气的阻力，比单纯的贪腐更为棘手，处理不当，易引发更广泛的文人抵触。
数日后，雍正召见军机大臣议事，关丰亦在列。
议题之一，便是各地“养廉银”制度推行的总体情况。
怡亲王胤祥禀道：“皇上，据各地奏报，养廉银章程已基本下达，然各省进度不一。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地，因推行较早，监督较严，成效尚可。然湖广、江西、山西等地，仍多有拖延，州县官员观望者众。”
雍正眉头紧锁，语气不悦：“观望？他们还在观望什么？莫非还在指望朕收回成命？”
大学士张廷玉谨慎奏道：“皇上，地方官或有其难处。一是胥吏盘踞，积习难返；二是…或许有些官员，心存疑虑，担心养廉银数额不足，或不能按时发放，反致自身困顿。”
“疑虑？”雍正冷哼一声，“朕已明旨，养廉银由归公火耗中优先支取，绝无拖欠！他们这是信不过朝廷，信不过朕！”
关丰见时机已到，出列缓声道：“皇上息怒。张中堂之顾虑，或非空穴来风。据老臣所知，地方官员之疑虑，除胥吏阻挠、银钱能否落实外，或还有…理念之别，风气之影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