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不惟于整个京都司法体系内公开要案信息，是听从了蔡靖的旨意。
二人，一人对主谋策动、一人对具体操弄的这场惊天构陷皆心虚忐忑，便欲以这般方式先行试探司法人士对此的反应，以便决策下面之行动，已达成最后之目的。
尽管蔡靖已让百官噤若寒蝉，《勘案信报》传阅四五天后，还是有人站出来说话了。
他不是负“监察百官纠劾职务犯罪”之责的御史台御史大夫许江，也非御史中丞余申，而是董不惟之顶头上司刑部尚书韩叔通。
韩叔通出来说话，也非全是基于堪案之不公，其实掺杂了个人私愤。他早已对董不惟屡屡之僭越行为不满，平时却不敢表露，现在便有了藉口。
于是，他亦发文《勘案信报》曰：
“本部以为，董侍郎办案心切，固是可嘉。然信息所呈诸条，事虽可疑，理未尽明。譬如那‘形貌颇似’之说，天下相似者何其多也；再譬如，墙缝之图，若果为谋逆，何以半幅藏于仓墙，却不密存？还有什么‘邻里听闻、书生指证’，皆系孤证，并无旁佐。至于钱款南北汇兑，民间商贾赡亲、贩货往来亦是常情，何以遽断为‘资暴民’？办案当以实据为基，以律例为绳，若以疑影为铁证，以风闻定逆罪，恐非刑狱之正，亦非朝廷之福。
依本部之见，此案关涉重大，宜当缓一步，再行详勘，务求扎实，方可免于冤滥，亦不伤法司清明之体。”云云
廖汉儒看时机已到，也发文指摘。
“韩尚书所言，下官深以为然。董侍郎此番‘证据链’，看似环环相扣，实则环环皆虚！头三条皆以‘疑’‘似’为基，已是主观臆想推断；最末所谓‘已掌握凭据’之汇款，更是含混其辞。汇往南北，便是资敌？敢问董侍郎，可曾查实收款何人？款项用途？钱庄票据可有‘军饷’二字？收款人是否就是暴民或外敌或与之有联系？若无，则此条与前三者何异？不过是以一‘疑’叠另一‘疑’，妄图以数量之‘众’，掩实质之‘无’！如此构链，非为求真相，实为织罗网。刑狱之道，在于‘铁证’二字，不在‘疑似’之辞。
若依此风，则汴京庶民，人人自危，恐皆可被‘疑’为乱党矣！此例一开，国法何存？下官恳请诸公明察，将此等虚浮不实之报，发回重勘！”
如此又憋闷了两日，御史中丞余申也终于站出来发文了。他之文辞便冷峻了。
“本台亦有多闻。刑部《勘案信报》固是通报案情之途，然通报非定谳，风闻非实据。
韩尚书、廖判官前期所言，皆切中程序肯綮。尤是那汇款凭据，若真已掌握，何不明确公示？若不能明示，则‘掌握’二字，徒增疑窦耳。我朝律法，定罪须验赃具、得实情、合律条。今观此报，赃在何处？情可确乎？律条可严丝合缝否？三者皆未备，便急于串联定性，甚而广传各司，此非办案，实为造势。
本台提醒在座诸君，案涉谋逆，固须重视，然正因其重，更须如履薄冰，一丝一毫差错不得。若因急于求成或他故，以构陷为能事，纵一时得逞，他日真相大白，损的是朝廷法度之公信，动的是天下民心之根基。届时，追责的恐怕就不止是枉法之罪了。
依本台之见，此案所有‘证据’，应交由大理寺、审刑院及御史台三司，会同覆核，逐一驳验，在未得铁证之前，不得对茶肆店主夫妇擅动刑拘，更不得以此未实之词，预判其罪！”
三位司法要员陆续发文表达不满后，朝内一时寂然。
董不惟心生恐慌，不知如何应对。
他甚明白，韩叔通的官腔里是对自己环节缺失，技术不谨之诘问，廖汉儒的犀利、余申的凛然，又层层进逼，几乎在指着他的脸说“构陷”。
——蔡靖精于算计之“试探”，果然探出了底实——同僚反对！
然而箭已离弦，他只能强自镇定，暗忖下一步棋究竟该如何落下。
而廖汉儒也明白，这场险仗，远未结束。下一个出场的定会是蔡靖！
或许，真的风暴，将至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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