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，推到何雨檩面前：“这是我私下记的。每次建达机械的采购，时间、金额、经手人、审批人，还有……还有李厂长特批时说的话，我都记下来了。”
何雨檩翻开本子。纸张很薄，字迹小而密，用的是会计专用的蝇头小楷。每一条记录后面，都有一两句话：
“3月15日，李厂：急用，特批。”
“5月22日，李厂：价格可议，保供应。”
“8月7日，李厂：此事保密。”
最后一条是三天前：“李厂约谈，言及刘福贵不安分，需注意。”
何雨檩合上本子，看向孙德海：“这东西，还有谁知道?”
“就我。”孙德海说，“我谁都没告诉。何处长，我把这个交给你，是……是想将功补过。我配合调查，把我知道的全说出来。只求……只求组织上能考虑我的情况，从宽处理。”
他说得恳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五十多岁的人，头发花白，肩膀佝偻，像根被压弯的竹子。
何雨檩沉默了很久。窗外传来夜风吹过树枝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像有人在窃窃私语。
“孙副科长，”他开口，“你的这些材料，我会向上级汇报。但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你继续留在财务科，正常工作。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包括李厂长。”
孙德海连连点头：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
“还有，”何雨檩站起来，“你堂弟那边，想办法联系上。告诉他，如果主动投案，交代问题，可以争取宽大处理。”
“我……我试试。”孙德海犹豫，“但他可能已经跑了。”
“跑了也得找。”何雨檩走到门口，回头，“孙副科长，你做过的事，该承担的责任跑不掉。但如果你真心配合，组织上会考虑。”
他拉开门，走出去。走廊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幽幽亮着。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回到办公室，何雨檩打开台灯，把孙德海的小本子摊在桌上。一页页翻看，越看心越沉。
记录从两年前开始，那时李国栋还在位。但李为民的特批采购，从三年前就有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李国栋贪污案发之前，这条线就已经存在。
李为民知道李国栋的事吗?如果知道，为什么不管?如果不知道，为什么自己也用同样的方式采购?
还有刘福贵的死。孙德海记录里那句“李厂约谈，言及刘福贵不安分”，是三天前。三天后，刘福贵就死了。
是巧合，还是……
何雨檩拿起电话，想打给王振山，但手指按在拨号盘上，又停住了。电话可能被监听，市局里也未必干净。
他放下话筒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钢笔，开始写信。字迹工整，措辞严谨，把孙德海交代的情况、刘福贵的死、建达机械的线索，一一写明。写完后装进信封，封口，写上地址：市纪委，王振山副局长亲启。
这封信，他得亲自送。
正要起身，电话响了。何雨檩接起来：“喂?”
“何处长，我是门卫老孙。”电话那头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有辆车在厂门口停很久了，黑色的上海轿车，车尾有划痕。车里的人……好像在等什么。”
何雨檩心脏一紧：“几个人?”
“两个，驾驶座一个，后座一个。看不清脸。”
“车牌记得吗?”
“记得，我抄下来了。”老孙报了一串数字。
何雨檩记下：“你继续盯着，别惊动他们。我马上过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