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张写有“C”字母的纸条在何雨檩的抽屉里躺了三天。
他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次，对着光线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纸张纤维和墨迹的细微特征。纸条是普通便签纸，随处可买，电话号码经查证是市中心一个无人值守的公用电话。那个“C”划痕很浅，像是用指甲不经意间留下的，但角度和力度均匀，更像是某种标记。
第四天早晨，何雨檩决定打这个电话。
他选择了离纪委两条街远的邮局，用公用电话拨通号码。听筒里传来漫长的忙音，就在他准备挂断时，电话突然被接起。
“喂？”一个低沉的男声，背景很安静。
“我收到了纸条。”何雨檩说。
对方沉默了两秒：“何雨檩同志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纸条上的字母，看到了吗？”
“看到了。什么意思？”
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像是有人用手指摩挲话筒。“陈伯让我带句话：香港的事，他不追究了。但张宏的案子，到此为止。”
何雨檩握紧话筒：“这是威胁？”
“是提醒。”对方声音很平静，“陈伯在香港四十年，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人。有冲劲，有原则，想凭一己之力改变什么。但最后呢？要么撞得头破血流，要么……消失了。”
“张宏的案子是司法程序，不由我个人决定。”
“可查多深，怎么查，你有建议权。”对方顿了顿，“何同志，陈伯欣赏你。他说你是条硬汉，在香港那种情况下还敢单枪匹马闯唐楼。这样的人，不该折在这种事上。”
“替我谢谢陈伯的欣赏。”
电话里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：“韩建国那条线，别碰。这不是建议，是忠告。碰了，下次就不是打电话了。”
“咔哒。”
电话挂断。忙音嘟嘟作响。
何雨檩放下话筒，站在电话亭里，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。脸色有些苍白，但眼神很冷。
他走出邮局，秋天的阳光明晃晃地照下来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一切都显得正常而忙碌。但就在这片正常之下，暗流已经涌到了脚边。
回到办公室，赵卫国正在等他。
“脸色不好。”赵卫国递给他一杯热茶，“陈伯的人联系你了？”
何雨檩接过茶杯，温热透过瓷壁传到掌心。“早上接了个电话，让我别碰韩建国。”
“预料之中。”赵卫国走到窗前，背对着他，“雨檩，我昨天去了趟省委，开了个会。韩建国明年的分工可能要调整，大概率会分管全省外贸和招商引资。这个节骨眼上，谁动他，就是跟省里的发展规划过不去。”
“所以他的问题就不查了？”
“不是不查，是查不了。”赵卫国转身，脸色凝重，“常委会上，有人明确表示，对韩建国这样的年轻干部，要以保护为主。只要没有确凿证据，就不能轻易启动调查程序。”
“张宏的供述不算证据？”
“单方面供述，没有其他佐证，效力有限。”赵卫国坐回桌前，“而且张宏突然翻供了。”
何雨檩猛地抬头：“翻供？”
“今天早上，审理室提审他，他说之前关于韩建国的供述是编造的，目的是想立功减刑。”赵卫国点了支烟，“现在死无对证——那三笔钱，他说是通过现金交易，没有银行记录。收款人是他编的名字，查无此人。”
“他在撒谎。”
“我们知道他在撒谎，但证据呢？”赵卫国吐出一口烟雾，“雨檩，这就是现实。有些案子，你明知道有问题，但就是查不下去。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时机问题，是……阻力问题。”
办公室陷入沉默。窗外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几片枯叶飘落，在空中打着旋。
何雨檩放下茶杯，瓷杯和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“主任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不动韩建国本人，只查那三笔钱的流向呢？张宏说钱是通过外贸渠道走的，五年前的外贸汇款，银行应该有记录。”
“五年了，记录可能早就销毁。”
“但外贸审批文件还在。”何雨檩站起来，“每笔外贸汇款都要经过外管局审批，审批文件一式多份，银行、企业、外管局各留一份。外管局的档案，保存期限是十年。”
赵卫国看着他，眼神复杂：“你想查外管局的档案？”
“只需要查五年前，张宏经手的，收款方是香港公司的汇款记录。”何雨檩说，“如果韩建国真的通过张宏收钱，那笔钱一定会在某个环节留下痕迹。”
“外管局不会轻易让你查档案。”
“我有办法。”何雨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工作证，“省纪委第四监察室，有权调阅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行政档案。这是我们的法定职权。”
赵卫国沉默了很久。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积成小山，他掐灭手里的烟，又点了一支。
“雨檩，”他缓缓说，“你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吗？外管局是垂直管理单位，背景很深。你硬闯进去查档案，等于捅马蜂窝。”
“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。”
“也可能是陷阱。”赵卫国盯着他，“张宏突然翻供，陈伯打电话警告，现在你去查外管局档案……如果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就是为了引你去碰某个不该碰的地方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