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建国那句“文件……被换了……”像一根冰锥，扎进何雨檩的耳膜。
他站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外，看着里面插满管子的老人。孙建国的脸在呼吸面罩下半明半暗，监护仪上的绿色线条起伏微弱。医生说是突发心肌梗死，送来得及时，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仍在昏迷中。
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何雨檩问值班护士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凌晨三点，他老伴起夜发现他倒在客厅地板上。”护士翻着记录本，“送来时心跳已经停了，抢救了二十分钟才恢复。醒过一次，就说了那句话，然后又昏迷了。”
“他说‘文件被换了’？”
“对，很清楚地说了两遍。”护士合上本子，“你是他家属？”
“同事。”何雨檩说，“他老伴呢？”
“在休息室，刚才情绪太激动，医生给打了镇静剂。”
何雨檩走到休息室门口，透过玻璃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蜷缩在椅子上，身上盖着毯子，闭着眼睛，眼角还有泪痕。他没进去，转身回到监护室窗前。
凌晨三点。他最后一次见到孙建国是晚上七点，从老人家离开时。中间这八个小时，发生了什么？
文件被换了。什么文件？他带回来的那些？还是孙建国自己保留的其他证据？
何雨檩掏出手机，拨通赵卫国的电话。响了五声才接起，背景音很安静。
“主任，孙建国出事了。”何雨檩直接说，“心肌梗死，昏迷前说‘文件被换了’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然后传来椅子拖动的声音：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市一院重症监护室。”
“我马上到。”
二十分钟后，赵卫国匆匆赶来，身上还穿着睡衣，外面套了件夹克。他看了眼监护室里的孙建国，脸色阴沉。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凌晨三点发病。”何雨檩说，“我昨晚七点离开他家，当时文件还在。如果真被换了，应该是在这八个小时内。”
赵卫国走到窗前，看着里面：“雨檩，你昨晚带回来的那些文件，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锁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。”何雨檩说，“钥匙只有我有，密码也只有我知道。”
“检查过吗？”
“还没来得及。”
“现在去查。”赵卫国转身看着他，“我在这儿守着。如果有问题……立刻给我打电话。”
何雨檩点头，转身快步离开医院。清晨的街道空旷冷清，出租车很少，他等了五分钟才拦到一辆。司机是个中年男人，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：“这么早，有急事？”
“嗯。”何雨檩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车门的把手。
车子在纪委大楼前停下。天还没完全亮，大楼只有几扇窗户亮着灯。何雨檩刷卡进门，值班的保安看见他，愣了一下：“何科长，这么早？”
“加班。”何雨檩快步走向电梯。
四楼走廊很暗，只有安全出口指示灯泛着绿光。他打开办公室门，没开大灯，只拧开台灯。昏黄的光晕照亮桌面，保险柜在墙角，墨绿色的铁皮在光线里泛着冷光。
何雨檩蹲下身，输入密码。咔哒一声，锁开了。他拉开厚重的铁门，取出里面的档案袋。
袋子还是那个袋子，牛皮纸的，上面有孙建国手写的标注：“外贸审批-1993年”。但重量……好像轻了一点。
他撕开封口，抽出文件。一页，两页，三页……他快速翻动，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。
找到了。那三份审批文件还在，韩建国的签名还在，金额、日期都对得上。
但纸张的感觉不对。
他拿起其中一份，对着台灯仔细看。纸质偏白，不像保存了五年的档案纸应有的微黄。墨迹看起来也有些……太新了。他凑近闻了闻，没有陈旧纸张特有的霉味，反而有股淡淡的油墨味。
他抽出昨晚从孙建国家带回来的其他文件对比。那些文件的纸张明显泛黄，边缘有细微的折损和污渍，墨迹也有些褪色。而这三分审批文件，纸张平整，边缘干净，墨迹清晰。
像是……刚打印出来的。
何雨檩的心沉了下去。他打开电脑，扫描了其中一份文件，放大细节。在签名笔画的转折处，他看到了微小的、规则的像素点——这是彩色打印机的特征，不是钢笔签字的自然洇墨。
文件被换了。真的被换了。
他拿起电话，拨通赵卫国的号码。响了一声就接起。
“主任，”何雨檩声音干涩，“文件……是假的。高仿，但纸质和墨迹都不对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长久的沉默，然后是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“把文件收好，不要声张。”赵卫国说，“我现在回办公室，我们当面谈。”
挂掉电话，何雨檩把文件重新装回档案袋，放回保险柜。但他没锁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空档案袋，放进保险柜，锁好。真正的文件——尽管可能是假的——被他装进公文包，随身带着。
做完这些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。
对方动作太快了。从他拿到文件到现在，不到十二个小时。就在这十二个小时里，对方不仅知道了他拿到文件，还知道他具体拿到了什么，然后制作了高仿品，调换了原件。
怎么做到的？
孙建国家被监听了？还是纪委内部有眼睛？
或者……两者都有。
门被敲响。何雨檩起身开门，赵卫国站在外面，脸色比刚才更难看。
“让我看看文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