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租车在纪委大楼前停下。何雨檩付钱下车，抬头看了眼这座熟悉的建筑。灰白色的墙面在雨中显得格外肃穆，门口的石狮子被雨水冲刷得发亮。
走进大楼，气氛明显不同。平时还算松散的走廊里，今天多了不少陌生面孔，脚步匆匆，表情严肃。何雨檩直接上四楼，专案组办公室已经布置好了，门上贴着临时打印的标牌：“韩建国案联合调查组”。
推门进去，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。主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着深蓝色夹克，正低头看文件。听见动静，他抬起头——王忠，省纪委副书记，韩建国的老上级。
“何雨檩同志，欢迎。”王忠起身，笑容标准而疏离，“就等你了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专案组的成员……”
一圈介绍下来，何雨檩记下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单位：省纪委三人，省公安厅两人，省检察院一人，还有一个来自审计署。阵容强大，但每个人都眼神闪烁，看不出真实想法。
“小何啊，你在第一线辛苦了。”王忠示意他坐下，“韩建国的事，影响很坏。省委要求我们彻底查清，绝不姑息。你是具体经办人，情况最熟，所以让你当副组长，协助我工作。”
“谢谢王书记信任。”何雨檩说，“韩建国临死前销毁了一部加密手机，里面可能有重要线索。北京的技术专家什么时候到？”
“下午三点。”王忠看了眼手表，“不过小何，有件事我得先跟你说清楚。韩建国的案子，要查，但要按规定查。哪些能查，哪些不能查，要有分寸。毕竟涉及省管干部，影响面广，处理不当会引发不稳定因素。”
话说得委婉，但意思明确：画个圈，别越界。
“我明白。”何雨檩说，“但韩建国和香港陈伯的交易，涉及巨额资金外流，可能牵扯更多人。如果不深挖，案子就查不透。”
王忠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：“该挖的当然要挖，但要有证据。证据不足，不能乱猜。小何，你在纪委时间不长，可能不太了解，办案既要讲原则，也要讲方法。有些事，急不得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雨声变得清晰，哗哗的，像在冲刷什么。其他人都低头看文件，没人说话。
何雨檩知道，这场仗从韩建国死的那一刻，就进入了新阶段。以前是明枪暗箭，现在是规则内的博弈。而规则，往往掌握在制定者手里。
“王书记，”他开口，“我想先看看韩建国的卷宗。他在外贸厅工作二十年，经手的项目、审批的文件，应该都有记录。从这些记录里，也许能找到线索。”
“可以。”王忠点头，“资料室已经整理好了，你可以去看。但小何，注意保密纪律。专案组的事，一个字都不能外传。”
何雨檩起身离开。走出办公室时，他能感觉到身后几道目光，像针一样扎在背上。
资料室在三楼，一个单独的房间，门口有警卫。何雨檩出示证件，警卫核对后放行。房间里堆满了纸箱，至少三十个，每个箱子上都标着年份和部门。
他找到标有“1990-1995外贸厅”的箱子，打开。里面是泛黄的档案袋，按年份排列。他抽出1993年的，打开，一页页翻看。
大部分是常规文件：会议纪要、项目审批、外贸合同。但翻到十月时，他的手停住了——一份设备采购合同的审批页，签字人是韩建国，采购方是“鑫源贸易”，供货方是“香港昌荣贸易公司”。
和他在陈志豪公寓找到的那份银行对账单对上了。
他继续翻，又找到几份类似的合同，时间集中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，采购方都是不同的公司，但供货方都是香港的公司，而且最终资金流向都指向陈伯控制的账户。
一条清晰的线：韩建国审批合同，内地公司付款，钱到香港，陈伯洗钱，部分回流给韩建国和其他人。
但其他人在哪里？
何雨檩把所有相关文件挑出来，摊在桌上。一共十七份合同，涉及九家内地公司，五家香港公司。他把公司名称抄下来，准备去查这些公司的背景。
正抄着，手机震动。是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省城。
“喂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