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拄着盲杖，像个刚学会走路的企鹅一样一步三摇地蹭到法医中心二楼时，走廊里的空气安静得有些诡异。
以往这个时候，这里应该充斥着键盘的敲击声、实习生被骂哭的抽泣声，还有那台老掉牙离心机发出的像拖拉机一样的轰鸣。
但现在，只有我这根铝合金盲杖敲击水磨石地面的“笃、笃”声，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，听起来像是在给谁敲丧钟。
我摸索着来到了主任办公室门口。
手心刚搭上那个不锈钢门把手，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
热的。
不仅仅是室温的那种温热，而是带着一种潮湿的、粘腻的余温。
金属门把手的导热性极好，通常比室温低两度，摸上去应该是凉沁沁的。
但现在的触感，分明告诉我：在不到十分钟前，有一只温热的手长时间握过它，而且手心还在微微出汗。
我凑近把手闻了闻。
一股虽然极力掩盖，却依然刺鼻的“香奈儿5号”尾调，混杂着医用酒精的味道钻进了我的鼻孔。
李淑芬。
除了这位省厅来的“贵妇”法医，没人会在解剖室这种地方喷这么浓的香水，就像没人会在公共厕所里吃法餐一样。
她进我办公室干什么？
我不动声色地推门进去，反锁，然后径直走向角落里的标本柜。
我的眼睛虽然蒙着厚厚的纱布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但我的脑子里早就把这间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做了3D建模。
向左三步，膝盖避开茶几尖角，伸手，第三格。
那里有一个我看似随意摆放的乐高积木模型，其实是标本柜暗格的开关。
随着一声轻微的“咔哒”声，暗格弹开。
我熟练地摸出了那个贴着“0912-工地案-蓝色涂料”标签的物证袋。
手指捻过塑料袋的边缘，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
重量不对。
对于一个常年拿手术刀的人来说，0.1克的重量差异，在指尖上的感觉就像是拎着一块砖头和一片羽毛的区别。
这份切片，比我原本封存的那份，重了至少0.2克。
虽然外包装的封口看似完好无损，甚至连我习惯性打在左下角的褶皱都模仿得惟妙惟肖，但假的就是假的。
有人调包了我的核心证据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多出来的这0.2克重量，分布极不均匀，主要集中在切片的中心区域。
我没急着声张，而是把那份被动了手脚的物证重新放回口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李淑芬，你这那是销毁证据，你这是怕我死得不够透，特意给我送了一把枪啊。
“秦法医，大家都在会议室等您。”
门外传来了李淑芬那个女助手的声音，怯生生的，像是怕惊扰了刚出土的僵尸。
“来了。”
我调整了一下墨镜的位置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气势不能输。
会议室里的气氛，比停尸房还冷。
我刚坐下，就听见投影仪风扇启动的嗡嗡声。
紧接着，李淑芬那尖细高亢的声音，通过麦克风被放大了数倍，刺得我耳膜生疼。
“各位同仁，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不是为了审判谁，而是为了挽救我们法医队伍的纯洁性。”
好一顶高帽子。
“请看大屏幕。”李淑芬手里的激光笔在幕布上啪啪作响，“这是秦默在一年前处理的‘4·12矿难瞒报案’的肺部组织切片。经过我们要省厅引进的最新一代数字化复核系统的扫描，我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。”
“样本存在严重的系统性污染！”
她顿了顿，语气里满是痛心疾首的表演欲，“所谓的‘粉尘吸入性窒息’，根本就是秦默利用当时的技术漏洞，人为调整了压力走向图！他伪造了死因，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某些媒体，打造他‘法医神探’的人设，以此来推动那个荒谬的《法医技术中心独立法案》！”
会议室里一片哗然。
窃窃私语声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乱飞。
“无耻啊……”
“没想到他是这种人……”
“为了上位不择手段……”
我坐在黑暗里，听着这些昔日同事的倒戈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
甚至还有闲心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棒棒糖，慢条斯理地剥开糖纸，塞进嘴里。
清脆的糖纸撕裂声，在凝重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李淑芬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显然是被我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给气到了。
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。
是我的实习助手，小王。
“秦哥……”他声音压得极低，带着颤音，“有个你的快递，云南寄来的，前台刚送上来。”
云南？
我心中一动，伸出手。
那是一个软趴趴的信封。
指尖刚触碰到信封表面，一股熟悉的味道就顺着纸张纤维爬了上来——那是云南特有的烤烟味，混合着廉价福尔马林和发霉菌菇的味道。
是老杨。
那个躲在云南深山老林里，一辈子只跟无名尸体打交道的倔老头，也是我在这个行当里为数不多敬佩的前辈。
信封里没有信纸，只有一张被液体浸透后又风干的硬纸片。
我没法看，只能用手指在纸面上细细摩挲。
粗糙的纸面上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凹凸不平的压痕。
这不是盲文，而是老杨独创的“针孔密码”——用解剖用的缝合针，以不同的力度和角度刺出来的。
第一行：三个深孔，两个浅孔。
第二行：连续的划痕，中间断开。
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将这些触觉信号转化为信息流。
这是一组化学分子式结构图，以及一个坐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