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的脊背已经弯曲，她的温暖如同风中的残烛；父亲的失望是一座难以融化的大山；母亲的怨怼像无形的冰墙。我这刚刚点燃的生命火苗，是会在下一阵寒风中熄灭，还是能倔强地，哪怕再微弱，也要燃烧下去？
这些问题，都留给往后那漫长而崎岖的岁月去回答了。
眼下，我只是一个被裹在旧棉絮里的、安静的小麻烦，名字暂时还没有，只有一个基于排序的、带着敷衍的称呼——四丫头。
四丫头的人生大戏，这就算开锣了。锣鼓点儿是摔门声和寒风呼啸，背景是灰白的寒冬和一张张写满失望的脸。我这主角，连声像样的啼哭开场白都欠奉，只好默默地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品尝这头一口的人间滋味。
嗯，真冷。
日子像驴拉磨盘，一圈又一圈，慢腾腾地往前捱，竟也捱到了我三岁上。一九六五年的春天，像个羞怯的小媳妇，试探着，用柔嫩的指尖轻轻叩打着川东这片依旧带着寒意的土地。河边的柳树冒出了鹅黄的芽苞，田埂上钻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，连吹过院坝的风，也少了些刀削似的凌厉，添了几分黏糊糊的、撩拨人的暖。可我们老孙家屋里的空气，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我出生时的寒冬，暖阳总也照不进那几个低矮的窗户，即便透进来些许光斑，也带着股挥之不去的清冷味道。
我走路还不大利索，两条小短腿像是不听使唤的棒槌，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，时常把自己绊个跟头，摔在夯实的泥土地上，激起一小团尘土。膝盖和手肘处的补丁，便一层层摞起来，像是记录我成长跌撞的年轮。可我眼里，却仿佛天生就装了活儿。这话听起来有些玄乎，一个三岁的小丫头，懂什么活儿呢？可我就是知道。许是从小就看惯了娘和姐姐们忙忙碌碌的身影，许是潜意识里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想要不被那无形的冷眼彻底冻僵，总得做点什么，证明自己不是个白吃饭的累赘。
比如，我会努力拖过那把比我还高出半个头的破扫帚。那扫帚是用竹枝扎的，沉得很，我两只小手一起上阵，才能勉强把它从门后挪动。然后，学着娘平日里的样子，两只脚岔开，身子前倾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在那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上，一下一下地“划拉”。与其说是扫地，不如说是在画画，东一道，西一道，扬起的灰尘在从门缝透进来的光柱里欢快地跳舞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成果自然是惨不忍睹，往往是把局部的灰尘均匀地摊开到更广阔的区域。
这天下午，我正吭哧吭哧地进行着我的“创作”，我爹孙仕杜恰好从外头回来。他大概是刚在队部算完账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还有那种常年与数字打交道留下的、挥之不去的精明与刻板。他撩起旧蓝布帘子迈进堂屋，一眼就看见了我这滑稽又吃力的模样。
他停下了脚步，既没有像寻常父亲那样，露出被逗乐的笑容，也没有上前来帮我一把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皱着眉头，目光像两把冰冷的锥子，在我和那把大扫帚之间逡巡。那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半晌，他才从鼻孔里哼出一股气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块冰坨子，砸在我刚刚因劳动而有点发热的小身板上：
“女娃子，学这些就对了。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，现在多学点，将来到了婆家，手脚勤快，也不至于让人戳脊梁骨，说我们老孙家没家教。”
他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清晰而冰冷。没有责备，也没有鼓励，只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认定。仿佛我生为女娃，活着的意义，就是为了将来某个未知的“婆家”做准备，此刻所有的劳作，都是一种预演，一种投资，与我这具体的人本身的喜怒哀乐，毫无关系。我那点微末的、想要获得认可的期盼，像被针扎破的气球，“噗”一下，就瘪了。心里头那点刚冒头的热乎气，瞬间凉了下去，比刚才扬起的灰尘落定得还快。
我悻悻地松开扫帚柄，它“哐当”一声倒在地上。我爹像是完成了一项观察任务，不再看我，径直走到水缸边，舀起一瓢凉水，咕咚咕咚灌了下去。他的背影，透着一种让我无法理解的、坚硬的冷漠。
再看看我大姐孙娟音，那境遇可就真是天上地下了。大姐比我大五岁，今年八岁，正是含苞待放的年纪。她随了我娘，天生一副好模样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皮肤比我们这些泥地里打滚的妹妹们要白净细腻得多。她嘴也甜，像抹了蜜，总能在我爹眉头紧锁时，凑上去说几句软和话，或者在他算账算得心烦意乱时，适时地递上一杯不烫不凉的茶水。我爹那张难得放晴的脸，多半是大姐的功劳。偶尔，他心情极好的时候，还会从他那宝贝似的、锁着的抽屉里，摸出一块用花花绿绿糖纸包裹着的水果糖，小心翼翼地剥开，塞到大姐嘴里。那时候，大姐的眼睛就会弯成月牙儿，腮帮子鼓出一小块，空气里都仿佛弥漫开一种甜腻腻的气息。那糖纸，她会仔细地抚平，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，偶尔拿出来对我们炫耀一下，那透明的玻璃纸在光下折射出五彩的光，晃得我们眼花，也晃得我心里酸溜溜的。
而我呢？吭哧吭哧把比我还沉的猪草筐从后院拖到前门口，小脸憋得通红，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流，沾湿了枯黄的头发。我娘顶多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瞥一眼，鼻腔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“嗯”，仿佛这只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，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自然，完成了是理所应当，完不成才是罪过。她那一声“嗯”，轻飘飘的，没有任何温度，比责备更让人难受。责备至少还代表着一种关注，而她这声“嗯”，是彻头彻尾的忽视。
通炉火更是个技术活，也带着风险。我们家用的是烧煤的灶膛，每天清晨，需要用铁钩子把炉箅子下的煤灰掏干净，再换上新的煤块，保证火种不灭。有一次，我学着娘的样子，踮着脚，用那根对我来说过于沉重的铁钩子去捅那结了一层硬壳的炉灰。大概是力道没掌握好，一块烧得通红的煤核儿，“噗”地一声从炉眼里蹦了出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我扶着灶台边缘的手背上。
“滋啦”一声轻响，伴随着一股皮肉烧焦的、难以形容的糊味儿。
一阵尖锐的、火烧火燎的剧痛瞬间窜了上来，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，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举着那只瞬间就起了个透明水泡的小手，跑到我娘跟前，想寻求一点安慰。
我娘正在切萝卜，菜刀落在砧板上，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“咚咚”声。她瞥了一眼我手背上那个亮晶晶的水泡，眉头习惯性地皱了起来，并没有放下手里的活计。她转身从锅底刮下一点黑乎乎的锅底灰，不由分说地抹在我的烫伤处，动作麻利却粗糙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横。那锅底灰倒是带来了一丝凉意，暂时缓解了灼痛，但她随之而来的数落，却比那煤核儿还烫人：
“毛手毛脚！干啥都不行！说过多少次了，小心点小心点！女娃子家，留个疤瘌，将来咋见人？”
她的声音又急又快，像撒豆子。我那点委屈的泪水，被她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抢白，硬生生给逼了回去，只能哽在喉咙里，上不来下不去，堵得胸口发闷。我低头看着手背上那团丑陋的黑色，再看看我娘那张写满了不耐烦的脸，突然觉得，那点皮肉之苦，远不及心里这莫名的酸楚来得难受。
我偷偷扭头，看向里屋。大姐孙娟音正站在家里唯一那面边缘已经锈蚀、照出的人影都有些变形的小圆镜子前，美滋滋地扎着头绳。那头绳，是鲜艳夺目的正红色，在昏暗的屋子里，像一簇跳跃的、温暖的火苗。她灵巧的手指把乌黑的头发分成两股，编成辫子，再用那红头绳在辫梢系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她左右转动着脑袋，欣赏着镜子里那个因为这一点红色而显得格外鲜亮、娇俏的身影，嘴角噙着满足的笑意。
那红色，真好看啊。像年画上娃娃的脸蛋，像过年时才能偶尔见到的鞭炮碎屑，像……像一切热烈而美好的东西。它牢牢地抓住了我的目光，也勾起了我心里一种模糊的、属于小女儿家的渴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