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日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破窗棂，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正蹲在墙角，用树枝描画昨日在河边看见的芦花鸡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笑。
画得倒有几分神似。
我惊慌起身，树枝在泥地上划出凌乱的痕迹。村小学的周先生站在我身后，灰布长衫的下摆沾着粉笔灰。他弯腰细看我的画，手指在虚空中描摹着芦花鸡抖擞的尾羽。
常看见你在地上写写画画。他直起身，镜片后的眼睛含着笑意，字迹工整，还会画些花鸟鱼虫。
我局促地绞着衣角，鞋尖在泥地上碾出个小坑。黑妞在远处的田埂上哼唧，它现在怀着第三胎，走路时肚皮几乎擦着地面。
学校缺个出板报的。周先生从口袋里摸出半截粉笔，你可愿意试试？
那截粉笔白得耀眼，在我眼中比银子还珍贵。我小心翼翼接过，粉笔的质感细腻得像黑妞刚生下的猪崽的皮毛。
当晚我抱着那半截粉笔入睡，梦里全是五彩的线条在飞舞。母亲看见我魂不守舍的模样，往我碗里夹了块咸菜：周先生让你去写字是好事，但别耽误了打猪草。
父亲始终沉默。他的右手自从水渠事件后就不太灵便，现在习惯用左手打算盘。此刻他正用左手夹菜，动作笨拙得像刚学用筷子的孩童。
孙会计觉得如何？母亲试探地问。
父亲扒完最后一口饭，碗底刮得干干净净：识几个字总不是坏事。
这话说得含糊其辞，像灶台上那盏总也挑不亮的油灯。但我已经顾不得琢磨，满心都是明天要站在黑板前的光景。
学校的黑板比我高出半个头，墨绿色的板面有些剥落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质。我踮起脚，才能够到黑板的上沿。周先生给我一盒彩色粉笔，用旧报纸包着，说是从公社特地申请来的。
第一期就画农业学大寨。他递给我一张《人民日报》，指着头版的梯田照片，照着这个画。
我握着粉笔的手心汗涔涔的。这比在泥地上画画难多了，粉笔在黑板上打滑，画出的线条歪歪扭扭。画坏的地方只能用湿抹布擦掉，水渍在黑板表面晕开，像雨天屋檐下的水洼。
手腕要稳。周先生示范着画了道曲线，粉笔在他指间服服帖帖，想象你在给黑妞挠痒痒。
这个比喻让我笑出声来。果然，想着给黑妞挠痒的力度，画出的线条流畅多了。我照着报纸描画层叠的梯田，用绿色粉笔涂满山坡，又在田埂间添了几面红旗。
要不要画个人？我鼓起勇气问。
周先生赞许地点头。我便在梯田上画了个扛锄头的农民，虽然比例不太对，但那昂首挺胸的姿态倒有几分神气。
配上标语。周先生提醒。
我咬着粉笔头琢磨半晌，在黑板上方写下：梯田层层接蓝天，社員干劲冲云霄！字写得太大，最后两个字挤成了一团。
周先生哈哈大笑，笑声惊起了槐树上的麻雀。他接过粉笔，在空白处添了几朵祥云：这样就协调了。
板报完成时，夕阳正把教室的土墙染成橘红色。我退后几步端详自己的作品，梯田的曲线像黑妞怀孕时的肚皮，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——虽然只是静止的粉笔画，但我仿佛能听见旗帜飘扬的声音。
明天就会有人来看。周先生锁教室门时说道。
那晚我失眠了。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个亮斑。我想起爷爷说过，他年轻时在码头扛包，总望着江面上的月光，想象顺着江水能走到多远的地方。
现在你也能顺着粉笔走到很远的地方了。我在心里对爷爷说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故意绕路经过学校。黑板前已经围了几个早来的学生，对着板报指指点点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这红旗画得真带劲！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说。
字也写得好。旁边的高个子男孩接话，比周先生写得还整齐。
我躲在槐树后偷听，手心攥出了汗。黑妞在远处的田埂上觅食，偶尔抬头朝我这边张望，像是在给我鼓劲。
课间操时，大队书记居然来了。他背着手在黑板前踱步，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。我紧张得直咽口水，连周先生喊我都没听见。
孙婵音！周先生又喊了一声，书记找你。
我挪着步子过去，眼睛盯着自己鞋尖上的破洞。书记的解放鞋停在我面前，鞋帮上沾着新鲜的泥点。
这板报是你出的？他的声音洪亮，惊飞了树上的麻雀。
我点头，不敢抬头。
内容生动，形式新颖。书记转向周先生，咱们大队部门口的板报也该换换了，让这丫头试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