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起身走到他身边。院子里积水映着灰白的天光，也映着我们俩模糊的倒影。他的倒影挺得笔直，像棵遭了雷劈却不肯倒下的树。
“我家，”我开口，声音有点涩，“也不是本地人。”
侯仁君转过头看我。雨水洗净了他的脸，那些小疤在天光下清晰可见，但不再显得狰狞，倒像树皮上自然的纹路。
“祖上是福建的客家人。”我说，“清朝雍正年间，闹饥荒，一族几十口人挑着担子往北走。担子一头是锅碗，一头是祖宗牌位。”
母亲从灶房出来了，手里端着盘刚烙好的葱油饼。饼还烫着，热气混着葱香，在雨后的空气里格外诱人。她把饼放在堂屋桌上，没说话，又退回去了。
“走了三年。”我接过侯仁君递来的饼，烫得左右手倒换，“路上死了一半人，剩下的在咱们这儿落了脚。我爷爷说，老家族谱上还有我们的名字，逢年过节，福建那边还会捎信来。”
侯仁君咬了口饼，嚼得很慢，像在品味什么更深远的东西。
“湖广省麻城县。”他突然说，“我家最早是从那儿迁来的。族谱上写‘洪武年间徙北’，算起来，也是客家人。”
我们同时愣住了，看着对方。雨后的阳光恰在此时突破云层，金箔似的洒下来，照亮他眼中的惊诧，也照亮我心中的恍然。
原来漂泊是会遗传的。就像鸟迁徙，鱼洄游，某些族群骨子里就刻着“在路上”的印记。侯家从湖广到北方，孙家从福建到北方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，却都在某个历史的节点上，被命运的大手推着，走向了相似的轨迹。
“客家人...”侯仁君喃喃重复，这个词在他舌尖滚过，带着某种宿命般的回响。
“我爷爷说，”我掰着手里温热的饼，“客家人走到哪儿，都把祖宗背在肩上。所以骨头硬，摔不碎。”
他笑了，这次是真真切切的笑，眼角挤出了细密的纹路：“我爹也说过类似的话——侯家的人，跪天跪地跪祖宗，不跪冤枉。”
阳光越来越亮，院子里积水开始蒸腾起氤氲的水汽。那些漂着的花瓣在热气里微微颤动，像终于等来了春天的蝴蝶。
“你姑姑的月琴，”我问，“还在吗？”
侯仁君摇头：“被董叔劈了当柴烧。我偷偷留了块碎片，藏在工具箱里。”
他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，层层打开，是块巴掌大的木头碎片。边缘被火烧得焦黑，但还能看出精致的雕花——一朵残缺的莲花。
我接过来，木头很轻，轻得像一片干枯的叶子。但握在手里，又觉得沉——沉甸甸的，压着两代人的悲欢。
“有时候做梦，”侯仁君看着那块碎片，“梦见小姑还在弹琴。琴声隔着院墙飘出来，董叔蹲在墙根下听，听得入了迷。”
他把碎片重新包好，揣回口袋，动作轻柔得像在安置一个婴儿。
雨彻底停了。天空蓝得透亮，像刚上过釉的瓷。院子里的积水退得很快，露出青石板本来的颜色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
母亲端出两碗热汤，汤里飘着嫩绿的菠菜和洁白的豆腐。我们坐在门槛上喝汤，热气熏湿了睫毛。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一声，两声，清亮亮地划破雨后的宁静。
“其实，”侯仁君忽然说，“知道你家也是迁徙来的，我心里...反倒踏实了。”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那种踏实，不是找到了靠山，而是发现了同类——就像孤雁看见了雁阵，哪怕隔着很远，也知道这世上不止自己一人在飞。
喝完汤，他起身告辞。走到院门口又回头：“新打的犁头，明天第一次下地。你要不要...来看看？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，推着那辆破自行车走了。车轮轧过湿漉漉的路面，留下两道深深的水痕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他渐行渐远的背影。春日的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翻新的气息，带着草木萌发的甜香，也带着某种崭新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母亲走过来，和我并肩站着。她手里还攥着抹布，手指被水泡得发白。
“客家人...”她低声重复，像在咀嚼一个陌生的词，“你爷爷在世时，常念叨福建老家的荔枝树。”
“您还记得？”
“记得。”母亲望着远方，眼神飘渺，“他说那树有三百年了，果子特别甜。可惜，咱们这儿种不活荔枝。”
一片花瓣被风吹起，打着旋儿落在她肩头。粉白的，柔软的，像句未说出口的叹息。
夜里我躺在床上，枕边放着侯仁君送的那只铁皮青蛙。月光很好，从窗棂洒进来，在地上画出银白的格子。我听见父亲在堂屋走动的声音，很轻，但持续了很久。
后来我迷迷糊糊睡去，梦见一片金黄的稻田。田埂上坐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，抱着把月琴在弹。琴声悠悠的，飘过稻浪，飘过远山，飘向看不见的远方。
弹琴的姑娘回过头——脸是模糊的，但眼睛很亮，亮得像淬过火的铁。
醒来时天刚蒙蒙亮。布谷鸟还在叫，一声比一声急切，催着人下地，催着人播种，催着人在春天里，把该做的事都做了。
我起身走到窗边。晨雾像乳白色的纱，笼着田野，笼着村庄，也笼着前路。但我知道，雾散之后，路总在那儿。
就像漂泊的人，走得再远，根总在血脉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