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婵音在五味杂陈的心境中，她默默等待着那个将彻底改变她人生的日子。
腊月的风像磨快了的刀子，呼呼地刮过院子，刮得桃树枝干呜呜地响，像谁在哭。雪已经下了好几场，地上积了厚厚一层，被来往的脚印踩得硬邦邦的，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。我的缝纫机挪回了西屋，哒哒的响声在冬夜里格外清晰，像心跳，像倒计时。
亲事定下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一夜之间飞遍了全村。王媒婆来得更勤了，她那件紫红夹衫在雪地里格外扎眼，像团移动的火焰。这次她不光自己来，还带来了侯家的口信——婚期定在来年三月三，上巳节，说是万物复苏的好日子。
“三月三，好哇！”王媒婆拍着大腿，唾沫星子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白雾，“龙抬头，凤还巢，大吉大利！”
母亲在堂屋里招待她，脸上堆着笑，但那笑容底下藏着疲惫。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，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送走王媒婆，母亲脸上的笑容“唰”地褪了。她站在堂屋中央，看着这间住了半辈子的屋子，眼神空洞得像口枯井。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，那些皱纹被照得格外深刻，像刀刻的。
“嫁妆...”她喃喃自语，声音轻得像叹息。
是啊，嫁妆。这个词像块石头，砸进这个已经空荡荡的家。
第二天，母亲开始翻箱倒柜。那口陪嫁过来的樟木箱子被拖出来，箱盖打开时发出沉闷的呻吟，樟脑丸的气味混着陈年箱笼的霉味，扑鼻而来。
箱子里东西不多。最上面是几件母亲年轻时的衣裳，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领口袖口都磨起了毛边。下面是两床被褥，棉花已经板结，摸上去硬邦邦的，像两块僵死的面团。再往下，是些零零碎碎的锅碗瓢盆——缺了口的搪瓷盆，掉了漆的暖水瓶，还有一把锅铲，木柄已经被油烟熏得黢黑。
母亲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拿出来，摆在堂屋地上。冬日的阳光从门缝挤进来，照在那堆寒酸的物件上，照得那些瑕疵无所遁形。被褥上的补丁针脚粗大，像蜈蚣趴在上面；搪瓷盆缺口处的铁皮已经生锈，泛着褐色的斑点。
她蹲在地上，一件件地摸，摸得很慢，很仔细。摸到那件蓝布衫时，手指在领口的补丁上停留了很久。那是她出嫁那年穿的，补丁是我去年缝的，针脚细密，几乎看不见线迹。
“就这些了。”她最后说，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地上那堆东西。雪光从窗外映进来，白花花地照在那些物件上，照得它们愈发寒酸，愈发可怜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闷得慌，但我说不出话来。
我知道家里就这个条件。三姐出嫁时已经掏空了家底，大弟弟读书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能凑出这些，母亲怕是已经把压箱底的东西都翻出来了。
父亲走进来，看见地上的东西，脚步顿了顿。他蹲下身，捡起那把锅铲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又放下。锅铲碰在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，在寂静的堂屋里格外刺耳。
“我去趟镇上。”他说完，披上棉袄往外走。
母亲没拦他，只是继续蹲在地上，看着那堆嫁妆。雪光映着她花白的鬓角，那些白发在光里闪着银丝般的光，刺得人眼睛疼。
父亲傍晚才回来，手里提着个布包。布包打开，是两匹布——一匹红，一匹蓝。红的是粗布，颜色艳得扎眼；蓝的是细布，摸上去滑溜溜的。
“给婵音做身新衣裳。”他把布放在桌上，声音闷闷的。
母亲摸着那匹红布，手指在粗糙的纹理上摩挲。红布在油灯下泛着暗沉的光，像凝固的血。
“侯家的聘礼，”父亲又说，“送来了。”
聘礼是侯仁君亲自送来的。他推着那辆破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个大竹篮，篮子上盖着红布。雪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，弯弯曲曲的，像条挣扎的蛇。
篮子里东西不多，但按规矩该有的都有：一刀肉，两条鱼，四样点心，还有一个小布包，里头是六十块钱——六六大顺的意思。
母亲接过篮子时手有些抖。她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，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。肉是肥瘦相间的五花，鱼还活着，在盆里扑腾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桌布。点心用油纸包着，拆开来是芝麻糖、花生酥、江米条和蜜三刀，甜腻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。
侯仁君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他身上落了一层雪，眉毛睫毛都白了，像个雪人。看见我，他咧开嘴笑，笑容憨憨的，带着点不知所措的欢喜。
“我娘说，”他搓着手，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凝成雾，“少了点，别介意。”
母亲数了数那六十块钱，一张张捋平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用红纸包好，放进贴身的衣袋里。那动作很慢，很郑重，像在进行某种仪式。
“不少了。”她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仁君，进屋烤烤火。”
侯仁君摇摇头：“不了，站里还有活。”他看看我，眼神亮晶晶的，“婵音，我走了。”
他推着车走了，车轮轧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渐渐远去，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幕里。
母亲把聘礼收好，回到堂屋，看着桌上那两匹布，看了很久。油灯的光晕在她脸上跳动，那些皱纹在光影里明明暗暗，像沟壑，像年轮。
“做身嫁衣吧。”她最后说。
于是我开始做嫁衣。用的是那匹红粗布，颜色艳得俗气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这是新娘子该有的颜色。我把布摊在缝纫机上，脚踏板踩下去，哒哒的响声在冬夜里格外清晰。
针头在红布上走，走出一道道笔直的线。线是母亲搓的棉线，不够细，但够结实。布料粗糙，针走起来吃力，有时候会跳针，得拆了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