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，钉进木头里：“周队长，马老，各位乡亲。这几笔账，我记得。”
他转过身，面向台下的乡亲：“温度计是四年前腊月买的，那天特别冷，孵化箱的老温度计冻裂了。是我去镇上买的，供销社老王开的票。为什么没签字？因为老王说他识字不多，让我自己签，我说不行，这不合规矩，就没签。但买回来当天就入库了，入库记录在褓房的物资登记本上，登记人是当时帮我搬东西的李二狗。”
“油毡钱，”他继续说，声音平稳而清晰，“那年夏天雨大，褓房屋顶漏得厉害，种蛋都快淋坏了。我急着找人修，正好泥瓦匠老张头在附近干活，就请了他。油毡是他带的，用了多少我确实没量，但事后我按市价估了个数，三块八，只少不多。白条是老张头打的，他也不会写字，就按了个手印。这个手印，还在。”
“夜宵钱，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但更清晰了，“那是四年前除夕夜，轮到王老憨守夜。他家里困难，年夜饭都没吃上肉，我看了不忍心，就掏钱让村口小卖部给他煮了碗面条，加了个鸡蛋。一块五，我垫的。为什么没写清楚？因为我觉得...这是点人情，没必要记那么清楚。”
他说完了，祠堂里死一般寂静。只有外面偶尔传来的几声鸡鸣，和远处孩子隐约的嬉笑声，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周永福的脸色变了，青一阵白一阵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父亲没给他机会。
“这些，”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，转身就往祠堂外走，“都有证据。各位稍等，我去取。”
他走得很快，背影在祠堂门口一闪就不见了。祠堂里炸开了锅，议论声像潮水般涌起。周永福想维持秩序，敲桌子喊“安静”，但没人听了。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吊了起来，都想看看，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会计，到底能拿出什么证据。
约莫一刻钟后，父亲回来了。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身后还跟着三个人——李二狗、老张头、还有已经搬到邻村去的王老憨。三个人显然都是急匆匆被找来的，李二狗裤腿上还沾着泥，老张头手里攥着顶破草帽，王老憨更是气喘吁吁，额头上都是汗。
而父亲怀里，抱着厚厚几大摞东西。最上面是那本边角磨得起毛的黑皮账本，下面是一沓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的原始凭证和单据，再下面，竟然还有几本陈年的物资登记簿、会议记录本，甚至还有一本已经快散架的值班日志。
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放在主席台前的空桌子上，堆了高高的一摞。纸张泛黄，墨迹深浅不一，有些边角已经磨损，但都保存得完好。最上面的几份单据，还用油纸仔细地包着。
“都在这里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喘，但依旧清晰，“四年前至今，褓房所有收支，一笔不落。原始凭证、经手人记录、会议决议、物资入库出库登记...全在。”
他先抽出那本物资登记簿，翻到四年前腊月那一页，指着上面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“看，这里：腊月廿三，购入温度计一支，五块二毛，经手人孙仕杜，入库人李二狗。”
李二狗赶紧上前，搓着手，憨厚地点头：“是，是俺记的。那天孙会计把温度计拿回来，俺亲手放库里的。”
父亲又拿起那叠用油纸包着的单据，拆开，抽出一张按着红手印的白条：“这是老张头的收条。手印还在，可以比对。”
老张头也凑过来，伸出他那双满是老茧和泥灰的手：“是俺按的。孙会计没亏俺，三块八，公道。”
最后，父亲翻开那本快散架的值班日志，找到四年前除夕夜那一页。那一页上除了值班记录，角落还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夜，见王老憨饥，垫付面条钱一块五，孙。”
王老憨眼睛红了，他走到台前，声音哽咽：“那年...那年俺娘病着，家里揭不开锅。除夕夜值班，孙会计看俺饿得慌，自己掏钱给俺买了碗面...那面，那面真香啊...”他说不下去了，用袖子抹眼睛。
祠堂里又安静下来。但这次的安静，和刚才完全不同。刚才是一种压抑的、看好戏的安静，现在，是一种被震撼的、带着羞愧和敬意的安静。
所有证据，所有人证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几笔被质疑的小额支出，非但不是污点，反而映照出一个老会计的细致、一个老实人的厚道、一个在清贫中仍保有人情味的灵魂。
马老会计拿起那些凭证，一张张仔细看，看了很久。他脸上那种职业性的挑剔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表情——有惊讶，有钦佩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。
周永福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。他站在那里，像根被霜打蔫了的茄子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董委员和刘委员早就缩回了座位，低着头，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。
最后还是大队会计老吴干咳两声，打破了沉默：“这个...看来是误会。孙会计的账目很清楚嘛，凭证也保存得...很完整。以后注意点，手续再规范些就更好了。”
这话轻飘飘的，像在给一件沾了灰的衣服掸灰。他没提周永福他们的诬陷，没提这场闹剧对父亲的伤害，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句“以后注意”。
父亲没接话。他只是慢慢收拾起桌上那些账本凭证，一本本摞好，用麻绳重新捆紧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稳，像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。阳光不知何时从云层缝隙漏下来，正好照在他身上，照着他花白的头发，照着他微微颤抖的手。
捆好最后一摞，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台上那几张神色各异的脸，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。那眼神很平静，但平静底下，是深不见底的疲惫，和一丝彻底的了然。
“清者自清。”他只说了这四个字，抱起那摞账本，转身就走。
李二狗、老张头、王老憨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祠堂里的人自动让开一条道，默默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明亮的阳光里。
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，就这样被几本旧账本、几张破单据、几个老实人的证词，砸得粉碎。
可胜利了吗？我看着父亲挺直却孤寂的背影，心里没有半点轻松。洗清了冤屈，证明了清白，可那些泼来的脏水，那些恶意的揣测，那些当众的羞辱，能随着这场闹剧的结束而一笔勾销吗？
周永福他们虽然阴谋破产，但他们会就此收手吗？父亲保住了清白，却也彻底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。往后的日子，恐怕会更难。
祠堂里的人群渐渐散去。议论声还在继续，但风向已经变了。有人说“孙会计真是实在人”，有人说“周永福这次太过了”，也有人说“这年头，老实人吃亏”。
母亲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。她的手冰凉，还在微微发抖。我们并肩走出祠堂，走进午后刺眼的阳光里。阳光很好，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，可我心里却一片冰凉。
远处，父亲抱着那摞账本，正慢慢走在回家的田埂上。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拖得很长，很长，孤单得像旷野里最后一棵不肯倒下的树。
我知道，这场风波虽然过去了，但有些东西，再也回不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