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三月三的日头还没爬到屋檐高，露水还在草叶尖上打颤，村里的狗却已经此起彼伏地叫开了。不是平常那种懒洋洋的吠叫，而是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，像是嗅到了什么不寻常的气息。
我躺在炕上，睁着眼看房梁上那层蛛网，网上挂着夜露凝成的水珠，亮晶晶的，像谁悬在那儿的一串泪。
门被推开了。母亲端着一盆热水进来，盆沿冒着白蒙蒙的热气，熏得她眼圈也有些发红。她今天穿了件半新的蓝布衫，头发梳得格外整齐，抿得光溜溜的，在脑后挽了个紧紧的发髻，插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银簪。
“起来吧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哑，把热水放在炕沿的凳子上，“开脸。”
开脸。这两个字像两根针，轻轻扎了我一下。我知道这规矩——新娘子出嫁前，要请有福气的全福妇人用两根细线绞去脸上的汗毛，叫“开脸”，寓意脱去毛躁，从此为人妇。我们家请不起全福妇人，这活计就落在了母亲头上。
我坐起来，母亲拧了热毛巾，仔细地给我擦脸。毛巾很烫，敷在脸上，热气透过皮肤往骨头里钻，烫得人眼睛发酸。擦完了，她从针线笸箩里拿出两根红棉线，线头用牙齿咬住，双手绷直，凑近我的脸。
线贴上来，凉丝丝的。然后猛地一扯——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脸上像被无数细小的针尖同时刺过，火辣辣地疼。我咬着牙，没吭声。母亲的手有些抖，但动作不停，一下，又一下。细线在脸颊、额头、下巴上游走，所过之处，汗毛被连根拔起，留下微微的红痕和尖锐的痛感。
窗外的狗叫声越来越近，混着人声、脚步声，闹哄哄地往我家院子聚拢。是迎亲的队伍来了。
线终于停了。母亲放下手，仔细端详我的脸，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。她伸手，用指尖轻轻碰了碰我脸上那些红痕，指尖冰凉。
“疼不？”她问，声音轻得像叹息。
我摇摇头。疼，但比起心里的惶惑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
母亲转过身，从箱子里拿出那件红嫁衣。嫁衣在晨光里摊开，红得刺眼，袖口领口的碎布拼花，此刻看起来像一道道愈合又裂开的伤疤。她帮我穿上，一层层，一颗颗系好盘扣。扣子是新缀的，扣眼有点紧，她费了些力气才扣上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
穿好了，她退后两步，看着我。看了很久，久到外头的喧闹声已经涌到了院门口，锣鼓声、唢呐声、孩子们的尖叫声，混成一片嘈杂的海洋。
“婵音，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几乎要被外头的喧嚣淹没，“到了婆家，手脚勤快点，眼里要有活。早上起早些，晚上睡晚些。公婆面前要恭敬，丈夫面前要...要顺着些。别让人家说，咱们孙家没家教。”
她说得很慢，一字一句，像在背诵一篇烂熟于心的经文。这些话她以前也说过，但多是带着不耐烦的斥责。今天却不一样，语气里有种罕见的柔和，柔和中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和认命。
我点点头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发不出声音。
外头有人喊：“新娘子好了没？吉时到了！”
母亲最后帮我正了正衣领，手指在我领口那朵小小的梅花绣花上停留了一瞬。然后，她转过身，拉开了房门。
阳光和喧哗像潮水般涌进来，瞬间淹没了小小的西屋。院子里站满了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都伸长了脖子往里看。侯家来的迎亲队伍不算盛大，但该有的都有——四个吹鼓手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吹着欢快却有些走调的唢呐；两个挑着红漆礼盒的年轻后生；还有侯仁君，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蓝布中山装，胸口别了朵纸扎的红花，站在人群最前头，脸膛因为紧张和兴奋而泛着红光。
他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垂下眼，搓着手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母亲领着我走到堂屋门口。父亲已经站在那里了。他还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裳，背着手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像棵站在风口的老树。晨光从他身后照过来，给他周身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，但脸却隐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
我走到他面前，停下。外头的锣鼓唢呐还在响，震得人耳朵嗡嗡的。看热闹的人群叽叽喳喳，指指点点，那些目光像无数只小虫子，爬在背上，痒痒的，又不舒服。
父亲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，像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，挣扎着要冲出来。
但最终，他只说了三个字。
“……好好的。”
声音很轻，轻得像片羽毛，落在这喧嚣的海洋里，瞬间就被淹没了。可我却听清了，每个字都听清了。那声音干涩、沙哑，带着一种极力压抑的颤抖。
说完，他迅速转过身，背对着我，肩膀似乎微微耸动了一下。他面对着堂屋里那面空荡荡的墙，墙上贴着去年的年画，灶王爷笑眯眯的，可此刻那笑容看起来像个苍凉的讽刺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。我拼命忍着，仰起头，看着堂屋的房梁。房梁上积年的灰尘在透进来的阳光里飞舞，像一场无声的、金色的雪。
母亲推了推我，声音带着哽咽：“去吧...别误了吉时。”
我挪动脚步，跨过门槛。门槛很高，我穿着不习惯的嫁衣和笨拙的新布鞋，差点绊了一下。侯仁君赶紧上前一步，想扶我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，只是紧张地看着。
吹鼓手们卖力地吹打起来，唢呐声拔高了调子，尖锐得刺耳。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，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、好奇的、探究的、或羡慕或同情或麻木的脸。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崭新的、挤得脚生疼的布鞋，一步一步，走过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年的院子。
走过那棵老槐树，树下的石磨静默着，磨盘上还残留着昨天磨豆子留下的白浆。走过鸡窝，母鸡们惊恐地缩在角落，咯咯地叫着。走过兔笼，笼子已经空了，兔子前几天都卖掉了，只留下一堆干草和淡淡的兔粪气味。走过那堵破败的、父亲始终没修起来的院墙，裂缝在晨光里格外清晰，像一道道咧开的嘴，在无声地诉说。
走到院门口，我忍不住回头。
母亲还站在堂屋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淌，她却浑然不觉。父亲依旧背对着我，背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，固执地、孤独地立在晨光与阴影的交界处。
锣鼓声更急了，像在催促。侯仁君小声说：“...该走了。”
我转回头，迈出了院门。
这一步跨出去，就是两个世界了。
侯仁君推来了他那辆破自行车，车把上系了条红绸带，在风里飘着，像抹血痕。他让我坐在后座，自己推着车走。吹鼓手在前面开道，挑礼盒的跟在后面，再后面是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，队伍拉得老长，像条缓慢蠕动的、花花绿绿的虫子。
路是熟悉的。青石板路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，缝隙里长出顽强的青苔。路两旁的房子，有的新，有的旧，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，空气里飘着早饭的香味。早起下地的乡亲扛着锄头站在田埂上看，有的笑着打招呼，有的只是默默看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