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那台缝纫机在堂屋东墙根下安了家，像一只收敛了翅膀的黑蝴蝶，安静地栖在角落。
防尘的布罩是我用旧被面改的，蓝底白碎花，洗得发软了，罩上去倒有种家常的妥帖。晨光从东窗斜斜地切进来，正好落在机头银色的商标上，那只蝴蝶的翅膀便泛起一层薄薄的、跳跃的光晕。
我坐在机前，脚下踏板冰凉。手边堆着一摞旧衣裳，都是侯仁君的——袖口磨得起了毛边，肘部补丁摞补丁，领子油亮亮的，能照见人影。婆婆前日递过来时，眼皮都没抬：“这些，抽空补补。针线活嘛，买那么贵的机器，总不能当摆设。”
话说得像扔过来几块碎瓦片，硬邦邦地砸在地上。我倒没觉着硌得慌，反而松了口气——肯让我干活，便是认可了这机器存在的合理性。这道理，我懂。在娘家那些年，早把人情世故的秤杆摸得门清：你想要一样东西，就得证明它“有用”，有用到足以抵消它“费钱”的罪过。
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
针头起落，声音清脆得有些突兀，在这清晨静谧的院子里，像谁在敲着一面小锣。我低头，看着针脚在磨破的肘部走出一道道细密的线迹，旧的补丁被拆下来，新裁的布片——是从侯仁君一件实在不能再穿的旧褂子后背上裁下的，同色的青布——被严丝合缝地压上去。线是深灰的，几乎与布同色，缝好了，远看竟像原本就该在那儿似的。
这手艺，是逼出来的。小时候给弟弟妹妹补衣裳，布头紧缺，线也得算计着用，恨不得把一寸布片掰成两半使。针脚要密，要匀，还不能太显眼——显眼了，母亲会说“费线”；不密不匀，穿不了几天又开线，挨骂的还是我。久而久之，竟练出一手几乎看不出痕迹的补丁功夫。如今坐在缝纫机前，手脚配合着，那感觉又回来了，只是更快，更利索，指尖推着布料在针板下平滑地移动，像是抚过一段被熨平了的旧时光。
“哟，这就用上了？”
声音从门口飘进来，带着一种刻意拔高的、甜得发腻的调子。我抬头，见一个穿着枣红涤纶外套的女人倚在门框上，三十出头，脸盘圆润，头发烫着时兴的小卷，用两枚亮晶晶的有机玻璃发卡别在耳后。她嘴角噙着笑，眼睛却像两枚探照灯，在我脸上、身上，最后牢牢钉在那台缝纫机上，来回扫射。
我认得她。过门第二天敬茶时见过，侯仁君的大嫂，娘家姓什么忘了，只记得人人都叫她“金桂嫂子”。那天她坐在下首，穿着一件簇新的的确良衬衫，领子挺括得像刀片，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，只是笑，但那笑像糊在脸上的一层薄糨糊，风一吹就僵。
“大嫂来了。”我停下脚，起身招呼，“快坐。仁君上工去了，爹娘在后院拾掇菜地。”
“不坐不坐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瞧瞧。”她摆摆手，人却已经迈了进来，高跟鞋——在乡下算稀罕物——踩在泥地上，咯噔咯噔响。她径直走到缝纫机前，伸手摸了摸台板，指甲盖上涂着淡淡的、已经斑驳的红色。
“真亮堂。”她说，手指顺着台板边缘滑过去，像在检验木料的质地，“蝴蝶牌的？这牌子好，听说针脚走得稳，不容易断线。多少钱买的？”
来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却还是笑着：“攒了些，凑合着买。”
“凑合？”她挑眉，眼里的光闪了闪，“这可不是凑合能买的东西。弟妹真是好福气，刚过门，仁君就舍得给你置办这么个大件。还有那手表，上海牌的罢？我瞧见了，亮闪闪的，真气派。收音机也是新的？啧啧，我们仁德可没这个心，嫁给他这么多年，连个银簪子都舍不得买全乎的。”
这话像裹了蜜的针，甜丝丝地递过来，一不留神就被扎出血。我垂下眼，继续踩动踏板，哒哒声又响起来：“大哥稳重，会过日子。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也就是看着新鲜。”
“哟，弟妹可真会说话。”她在我旁边的条凳上坐下，离得近，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浓郁的雪花膏香味，甜得发腻，混着樟脑丸的气息，“不过也是，仁君打小就受宠，爹娘偏心眼儿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他。如今娶了媳妇，更是掏心掏肺地贴补。哪像我们，分家早，什么都得靠自己两只手扒拉。”
针头猛地扎偏了，在布上留下一小段歪扭的线迹。我停住脚，慢慢把线退出来。心里那点火，像被泼了油，呼啦一下蹿上来，烧得喉咙发干。贴补？侯仁君那点工资，大半要交到婆婆手里，剩下的，刨去他自己烟钱、零用，能落到我手里的，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。手表、收音机，是他婚前攒的，缝纫机，是我自己一分一厘攒的私房钱加上他咬牙挤出来的一点支持。到了她嘴里，倒成了公婆“贴补”的铁证。
可我什么也没说。把那段歪线拆干净，重新对好布料，哒哒声又响起来，平稳，均匀，像什么也没听见。
金桂嫂子见我不接茬，有些讪讪的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，那枣红外套的料子窸窣作响。坐了一会儿，大约是觉得无趣，起身道：“你忙着，我去后院跟娘说说话。”
高跟鞋的声音咯噔咯噔远了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堂屋后门，那枣红色像一块烧着的炭，在昏暗的光线里晃了晃，不见了。
手里的活计没停。补好了肘部，又处理袖口的毛边。用缝纫机锁边，比手针快得多，线迹也整齐。只是心里那点火，还在慢吞吞地烧着，烧出一股子烟熏火燎的憋闷。
这憋闷，我太熟悉了。在娘家时，大姐漂亮，新衣裳一件接一件；二姐嘴甜，总能哄得母亲多给半勺猪油；三姐柔弱，眼泪就是最好的武器。而我呢？不会撒娇，不会讨巧，只知道埋头干活，像一头闷声拉磨的驴。结果呢？好东西轮不上，脏活累活跑不了。到了婆家，原以为能清净些，谁知又冒出个爱攀比、会算计的大嫂。
这世道，女人扎堆的地方，就像一口煮沸的火锅，表面咕嘟着油花，底下什么菜都在暗地里较劲，比谁更入味，比谁先被捞走。
补完最后一件褂子，日头已经爬得老高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几只母鸡在篱笆根下刨食，咕咕的低语。我把补好的衣裳叠整齐，放在堂屋的矮柜上。起身时，腰有些酸，坐着踩了半天踏板，腿也麻了。
活动活动手脚，走到院子里。秋日的阳光已经褪去了夏日的毒辣，变得温吞吞的，像熬过了火候的米汤，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东墙角，我新搭的兔舍已经初见模样——几块旧木板钉成的笼子，底下垫着干草，顶上盖着破草席遮阳。里头养着六只兔子，三只灰的，两只白的，一只黑白花，是从娘家带过来的那只母兔新下的崽，已经半大了，毛茸茸的一团，正挤在一起，三瓣嘴不停地嚅动，咀嚼着干草。
蹲在兔笼前，看着那些小东西，心里那点憋闷才慢慢散开些。兔子不懂攀比，不会算计，你给它一把草，它就乖乖吃，吃饱了，就团在那里，红宝石似的眼睛安静地看着你。这种实在，比什么雪花膏的香味都让人心安。
“又摆弄这些畜生。”
婆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不高，但带着惯常的那种挑剔。我回头，见她拎着一篮子刚摘的豆角站在几步开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目光扫过兔笼，又扫过我。
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养几只，过年也能添个菜。”我说，语气放得平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