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哼，腥膻味重，惹苍蝇。”她嘟囔一句，拎着篮子往灶房去了。没再说别的。
这算是默许了。我嘴角弯了弯，从旁边的筐里抓了把新鲜的黑麦草，塞进笼子。兔子们立刻凑过来，长耳朵一抖一抖的，小鼻子翕动着，吃得欢快。那只黑白花的，胆子最大，竟伸出前爪扒着笼子边，直立起来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
“馋鬼。”我低声笑骂，又给了它一小把。
这“副业”，是我给自己留的后路。在娘家时，靠养兔子攒下一点私房钱，才没在出嫁时两手空空。如今在婆家，虽说吃穿不愁——至少饿不着——但手里没点活钱，心里总是不踏实。侯仁君的工资，大头要交，剩下的，他也有他的用处。女人嘛，要想腰杆挺得直，口袋里就得有自己的铜板响。这道理，爷爷在世时说过，我自己也摔打明白了。
正喂着兔子，院门外传来车铃铛声，叮铃铃一串脆响。接着是侯仁君的大嗓门：“婵音！我回来了！”
我拍拍手上的草屑，起身。侯仁君推着自行车进来，车把上挂着个网兜，里头装着几样东西。他脸上汗津津的，工装外套敞着，露出里头洗得发白的汗衫。
“买了点肉。”他把网兜递过来，咧嘴笑，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，“肥多瘦少，炼油炒菜都行。还有两块豆腐，嫩，炖汤好。”
我接过，沉甸甸的。肉是五花三层，肥膘有两指厚，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。豆腐用荷叶包着，渗出淡淡的水渍。这光景，能时常见点荤腥，已是难得。婆婆从灶房探出头，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又缩回去了。
“多少钱？”我低声问。
“别问，吃就是了。”他摆摆手，把自行车靠墙放好，蹲到井台边打水洗脸。水哗啦啦响，他撩起水往脸上泼，粗重的呼吸混着水声，像个干完重活舒坦叹息的牲口。
我拎着肉和豆腐进了灶房。婆婆正在切豆角，刀落在案板上，哒哒哒，又快又匀。我把肉放在灶台角落，豆腐搁进盛着清水的瓦盆里浸着。
“今儿晌午吃肉末豆角？”我问，挽起袖子准备帮忙。
“嗯。”婆婆应了一声，手里的刀没停，“肥肉剔下来炼油，油渣剁碎了跟豆角一起炒。瘦肉……切一小条，晚上给仁君煮面卧个荷包蛋。”
安排得明明白白，一分一厘都算计到了骨头里。我听着，心里却有了别的盘算。等婆婆转身去拿盐罐的工夫，我飞快地切下一小条瘦肉——比她说得还要细些——用荷叶另包了，塞进灶膛边的瓦罐里，那是我的“私藏”。剩下的，按她的吩咐处理。
不是贪嘴，是想留着。过几日，侯家大姐要回娘家，听说还带着孩子。到时候一大家子吃饭，桌上若只见肥肉不见瘦肉，怕那金桂嫂子又有话说。留这一点，到时候切丝炒个青椒，好歹是个荤菜，面上也好看。
这心思，我没跟任何人说。说了，婆婆嫌我多事，丈夫嫌我算计，何必。
午饭简单，油渣炒豆角，主食是掺了玉米碴子的米饭。侯仁君吃得呼噜作响，额头上冒出汗珠。婆婆吃得慢，一口饭在嘴里嚼半天，眼睛却不时瞟向我和侯仁君。金桂嫂子没来，听说回娘家了。
吃完饭，收拾碗筷。婆婆破天荒地没立刻指派下午的活计，而是坐在堂屋门槛上，眯着眼看院子里啄食的鸡。我洗好碗，擦干手，从矮柜上抱起那摞补好的衣裳。
“娘，仁君的衣裳补好了，您看看。”我把衣裳递过去。
她接过去，一件件抖开，翻来覆去地看。手指摩挲着肘部的新补丁，又捏了捏袖口的锁边。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点点头：“针脚还成，没偷懒。”
这算是夸奖了。我心里松了松，又道：“我看爹有件褂子，肩头也快磨穿了，要不拿来一并补了？”
她抬眼看看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，很快又隐去。“在里屋床头挂着，自己去拿。”
我应了声，进了公婆住的东屋。屋子不大，收拾得倒整齐。土炕上铺着苇席，被褥叠得方正。炕头矮柜上摆着个掉了漆的梳妆匣，一面巴掌大的圆镜，边缘已经锈蚀了。公公的褂子就挂在炕边的木橛上，青布褂子，洗得发白了，肩头果然磨得薄如蝉翼，对着光能透亮。
拿着褂子出来，婆婆还坐在门槛上，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个鞋底，正一针一针地纳着。麻绳穿过厚厚的千层底，发出沉闷的噗噗声。
我坐到缝纫机前，重新穿针引线。哒哒声又响起来，在午后慵懒的空气里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。
“那机器，”婆婆忽然开口，眼睛没抬，手里的针却停了停，“用着还顺手？”
“顺手。”我说，“比手针快，也省力。”
“嗯。”她低下头，继续纳鞋底，“有空了，把家里那些破被面、旧床单拾掇拾掇，该拼的拼，该补的补。开春了，拆洗起来也方便。”
“哎，知道了。”我应着，心里却微微一喜——这意思是，默许我用缝纫机处理家里的针线活了。不止是补衣裳，连大件的床品也能动。信任，是一点点挣来的，像燕子衔泥，一口一口，垒得结实了，才能安家。
整个下午，我就坐在那里，补完了公公的褂子，又把婆婆一条开了线的夹裤裤脚重新缝好。线迹细密整齐，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婆婆中间过来看了两次，没说话，但眼神缓和了许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