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秋深了，深得像一口倒扣的墨缸，把天光都吸了进去。风从北边刮过来，带着股子凛冽的、刮骨似的寒意，卷起地上的落叶，哗啦啦地，像谁在慌慌张张地数着一把散落的铜钱。
这天一大早，侯仁君推着自行车出门时，回头说了句：“今儿别回娘家了，听说你们村生产队要开会，大事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大事？能有什么大事？前阵子就听父亲提起过，上头有风声，说要“包产到户”，要“打破大锅饭”。但这话传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像远处滚着的闷雷，听着吓人，却总不见雨点落下来。村里人该出工出工，该记分记分，日子照旧像磨盘，吱吱呀呀地转着。
“什么会？”我问，手里正给兔子添草，黑麦草枯黄了，得掺些干苜蓿。
“说不清，反正是全体社员都得去。”侯仁君跨上车，脚一蹬，“估摸着……是要散了。”
散了。两个字，轻飘飘的，从他嘴里吐出来，落在风里，却像两块冻硬了的土坷垃，砸得我心口闷疼。
自行车铃铛声远了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攥着一把干草，半天没动。风刮过来，吹得兔笼上的破草席哗啦响，几只兔子受了惊，挤成一团，红眼睛惶惶地望着我。
要散了？那个从我记事起就存在的生产队？那个夏天抢收、冬天修渠、春天育秧、秋天分粮的集体？那个父亲当了半辈子会计、拨了半辈子算盘的地方？
心里忽然空了一块，像谁把夯实的墙角挖走了一锹土，风呼呼地往里灌。
晌午吃过饭，我还是骑上自行车往娘家去了。侯仁君的话像根刺，扎在肉里，不拔出来看看，总是不安心。路上，风更大了，刮得路边的杨树东倒西歪，枯叶打着旋儿往人脸上扑。天是铅灰色的，厚厚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像是要下雪，又像是憋着一场更大的变故。
快到村口时，就觉出不对劲。往日这时候，田里该有人影，路上该有扛着农具慢悠悠走着的。可今天，田埂上空荡荡的，路上也静得出奇。只有生产队部那几间土坯房的方向，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嗡嗡的，像捅了马蜂窝。
我把自行车靠在娘家院墙外。院子里也静，鸡在窝里缩着，猪在圈里哼唧。推门进去，母亲正坐在堂屋门槛上纳鞋底，针线扯得噗噗响，头都没抬。
“娘，”我叫了一声，“爹呢？”
“队部开会去了。”母亲说，手里的针顿了顿，“你也去听听罢，说是……要分家了。”
分家。又一个轻飘飘的词。可这次，指的是更大的家——那个几百口人、几百亩地、牛马农具都姓“公”的大家。
我转身往外走。母亲在身后喊：“听着信儿就回来，晚上……兴许要吃饭。”
我没应，脚步加快。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，说不清是紧张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生产队部那三间土坯房前，黑压压挤满了人。男人女人，老的少的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都来了。穿着臃肿的棉袄，戴着褪色的绒线帽，抄着手，跺着脚，脸被风吹得通红，眼睛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——那扇紧闭的、刷着斑驳红漆的木板门。
人声鼎沸。不，不是沸，是乱。像一锅煮过头了的杂粮粥，咕嘟着，翻滚着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：有高声议论的，有低声嘀咕的，有咳嗽吐痰的，有孩子哭闹的。烟味儿、汗味儿、土腥味儿，还有不知谁家带过来的炒黄豆的焦香，全都混在冰冷的空气里，吸进鼻子，黏糊糊的，让人喘不过气。
我挤在人群边缘，踮起脚往里看。门还关着，但窗户纸破了几个洞，能瞧见里头晃动的人影。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，还有几个上了年纪、在村里说得上话的老辈，都坐在那张掉漆的长条桌后面，脸色凝重，像在等一场判决。
“咋还不开始？”有人不耐烦地喊。
“急啥？等人齐！”是队长的声音，透过门板传出来，沙哑，带着疲惫。
“齐了齐了，还能有谁没来？王老懒？他来了也白来，除了分粮食积极！”
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。笑声干巴巴的，很快被风吹散了。
又等了一刻钟，门终于开了。队长打头走出来，五十来岁，黑脸膛，皱纹深得像刀刻的。他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，站到门前土台上，清了清嗓子。
“静一静！都静一静！”
嘈杂声渐渐低下去，像潮水退去，露出底下嶙峋的礁石。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，目光里有期盼，有疑惑，有不安，也有几分掩不住的兴奋。
“今天叫大家来，”队长开口了，声音通过喇叭放大，嗡嗡地回荡，“是要宣布一件事。上头文件下来了，咱们生产队……从今天起，正式解散！”
“解散”两个字，像两块巨石砸进死水潭，轰然巨响，水花四溅。
人群静了一瞬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然后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炸开了锅。
“真散啦？”
“地咋办？”
“牛呢？农具呢？”
“欠工分咋算？”
“往年超支的还还不还？”
问题像暴雨似的砸过去，七嘴八舌，吵得人耳膜疼。队长举起喇叭，连喊了几声“安静”，才勉强压住阵脚。
“地，按人头分，一人一亩二分，好坏搭配，抓阄定！”他高声宣布，“牛马农具，库存的种子化肥，队部的桌椅板凳……凡是集体的东西，全部折价，按工分折算，多退少补！账目公开，等下就贴出来，谁有疑问，找会计！”
人群又骚动起来。这次不再是疑问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骚动——像一群饿久了的麻雀，忽然看见地上撒了一把秕谷，扑棱着翅膀就要往前冲。
“抓阄？凭啥抓阄？我家劳力多，该多分！”
“工分折算？那王老懒家年年超支，难道还能分东西？”
“桌椅板凳也要分？那玩意儿能干啥？劈了烧火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