争吵声、抱怨声、算计声，混成一团。往日里那些见面点头、互相帮衬的乡邻，此刻都变了脸。眼睛瞪圆了，脖子梗直了，唾沫星子在冷空气里横飞。为了一头牛该折价多少，为了几袋化肥该归谁，为了抓阄的顺序公不公平……吵得面红耳赤，青筋暴起。
我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有。那些熟悉的面孔，此刻都变得陌生。张三家的大儿子，平日里最是老实巴交，见人说话都脸红，此刻为了分一头半大的骡子，正跟李四家的二小子吵得不可开交，脸红脖子粗，袖子都撸起来了。赵寡妇，男人早逝，拖着三个孩子，平日里谁家有点剩饭剩菜都想着给她端一碗，此刻却缩在角落，眼神惶惶的，看着别人争抢，自己连往前凑的勇气都没有。
还有王老懒——村里出了名的懒汉，四十好几了，光棍一条，出工就像上刑，磨洋工一把手。此刻他蹲在墙根，缩着脖子，手里捏着个旱烟袋，却不点，只是茫然地看着吵嚷的人群，脸上是一种近乎呆滞的、被抛弃了的表情。散了，大锅饭没了，他往后的日子，可怎么过？
而另一些人，却截然不同。村东头的刘二狗，早几年就偷偷摸摸在家里编竹筐、扎笤帚，晚上摸黑拿到邻村去卖，被队长逮住批评过好几回。此刻他挤在最前面，眼睛亮得吓人，盯着那些待分的农具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是在算计哪样最划算。还有开拖拉机的孙老三，技术好，人活络，听说已经在联系镇上的运输队，打算单干。他站在人群里，抱着胳膊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像是早就等着这一天。
树倒猢狲散。这话真是一点不假。往日那棵枝繁叶茂的“集体”大树，如今轰然倒下，依附在树上的猢狲们，有的慌了神，不知该往哪儿跳；有的却早就瞅准了旁边的枝桠，蓄势待发。
我心里发冷，不是风吹的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。这就是人性？平日里称兄道弟，一口锅里搅马勺，到了分家析产的时候，就成了这副模样？
“都别吵了！”队长吼了一嗓子，额头青筋直跳，“按章程办！会计，念名单，按工分折算，该领东西的领东西，该补钱的补钱！再吵，今天啥也别想分！”
这才勉强镇住场面。会计——不是我父亲，是队里另一个老会计——捧着一本厚厚的账册走出来，开始念名字。
“孙仕杜家！”
我心头一跳，往前挤了挤。
“工分结余，折算现金……十二块八毛五。”会计扶了扶老花镜，“另，可分得：锄头一把，镰刀两把，铁锨一把，化肥一袋半。过来签字按手印。”
人群让开一条道。我看见父亲从后面慢慢走出来。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棉袄，戴着顶旧毡帽，背微微佝偻着。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平静得让人心慌。他走到桌前，接过会计递过来的笔，在那张清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像他拨了半辈子的算盘珠子，端端正正。
然后按手印。红色印泥沾在拇指上，他用力按下去，在纸面上留下一个清晰的、螺纹分明的指印。那红色，在灰扑扑的纸上，显得格外刺眼。
有人把分到的东西搬过来：一把锄头，木把磨得油亮，但锄刃锈了；两把镰刀，刃口卷了边；一把铁锨，木柄裂了缝，用铁丝缠着；一袋半化肥，是那种最普通的尿素，袋子破了个小口，用麻线粗糙地缝着。
父亲蹲下身，拿起那把锄头，用手抹了抹刃口的锈迹。他的手指很长，骨节分明，因为常年拨算盘、打算盘，指尖有一层薄薄的茧。他就那么摸着，摸了很久，眼神空茫的，像是透过这把锈锄头，看到了别的什么东西。
旁边有人催促：“老孙，挪挪地儿，后头还等着呢！”
父亲这才回过神，把锄头放下，站起身，默默地把几样东西归拢到一边。他没说话，也没看任何人，就那么站着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鼻子忽然一酸。这就是他服务了半生的集体，留给他的最后念想？一把锈锄头，两把破镰刀，一袋半漏了气的化肥？
分割还在继续。争吵声、算计声、叹息声，此起彼伏。桌椅板凳被抬出来，有的缺了腿，有的散了架，被人用几毛钱、块把钱领走。那架老式的手摇喷雾器，锈得不成样子，最后被孙老三用五块钱买下，说是拆了卖废铁。甚至队部墙上那张褪了色的毛主席像，也有人问能不能分——被队长骂了回去。
最热闹的是分牛。队里一共六头牛，三头老的，两头壮的，还有一头半大的牛犊。抓阄决定归属，抓到阄的人家，欢天喜地，像中了头彩；没抓到的，唉声叹气，眼睛盯着别人的牛，恨不得抢过来。为了公平，牛犊搭配一头老牛，抓到一起的人家，又为谁该得多出钱、谁该少出钱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我挤到父亲身边，低声叫了句：“爹。”
他转过头，看见是我，眼神动了动，却还是没什么表情。“你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我帮他把东西往旁边挪了挪，“就这些？”
“就这些。”他说，声音干涩，“还有……孵化褓房，也要拆了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孵化褓房，那是父亲待了十几年的地方。从建起来那天起，他就在那里当会计，管账，也帮忙照看那些温箱里的鸡蛋鸭蛋。夏天闷热，冬天阴冷，但他总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，温箱温度调得一丝不苟。那地方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。
“设备呢？”我问。
“拆了，卖废铁。”父亲说，顿了顿，“我已经……不是会计了。”
这话他说得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。但我听出了里头那丝掩不住的、细如游丝的颤抖。
不是会计了。对他而言，失去的不仅是一份工分，一个身份，更是半生心血所系，是某种秩序的崩塌，是熟悉世界的终结。
分割一直持续到日头偏西。冷风呼呼地刮，吹得人手脚冰凉，但没人舍得离开。分到东西的，欢天喜地地往家搬；没分到满意东西的，还在那里扯皮、抱怨。队部前那片空场，像个巨大的、混乱的集市，又像个刚刚打完仗的战场，硝烟未散，满地狼藉。
终于，东西分得差不多了。队长站在土台上，手里喇叭已经没电了，他扯着嗓子喊：“今晚，队部还有点存粮，做了饭，大家……吃顿散伙饭！”
散伙饭。这三个字，听得人心里发堵。
队部那口大锅又支起来了，烧的是拆下来的旧门窗。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煮着半锅杂粮粥，掺了些白菜帮子，稀得能照见人影。蒸笼里热着玉米面窝头，黑黄黑黄的，硬得像石头。
没人有心思做饭，也没人有心思吃。但都来了，端着自家的碗，默默地盛粥，拿窝头。或蹲或站，或靠在墙根，低着头，稀里呼噜地喝。粥是温的，窝头是冷的，吃到嘴里，什么滋味都没有。
往日里吃大锅饭，虽然清汤寡水，但热闹。大家围着锅台，说笑话，扯闲篇，互相夹菜——尽管没什么菜可夹。可今天，除了喝粥的声音，就是沉默。沉重的、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默。
父亲端着碗，蹲在墙角的阴影里。他没喝粥，只是拿着那个硬窝头，一点一点地掰着，掰成小块，再掰成碎末。碎末掉在地上，引来几只麻雀，蹦跳着啄食。他就那么看着，眼神空空的。
我走过去，蹲在他旁边。“爹，吃点罢。”
他摇摇头，把碗递给我：“你喝。”
我没接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颤动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，一阵阵地疼。这个曾经在村里也算体面、被人尊一声“孙会计”的男人，此刻像个被抽走了筋骨的老树，佝偻着，沉默着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萧索。
天彻底黑了。煤油灯点起来，昏黄的光晕在寒风里摇曳，照着一张张木然的脸。粥喝完了，窝头吃完了，碗筷洗刷的声音稀稀拉拉。没人说话，也没人离开。仿佛都在等，等一个正式的告别，等一个时代的落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