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生产队彻底解散，集体经济的时代落幕。分余财的现场，人性百态暴露无遗。
雪是在腊月二十三夜里悄悄落的。没有风，雪片子大得吓人，一片一片，棉絮似的，沉甸甸地往下坠。到天亮时，院子里的枣树、柴垛、兔笼，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、臃肿的白。天地间静得出奇，连鸡都缩在窝里不肯出来，只有烟囱里冒出的青烟，笔直地往上蹿，蹿到半空，才被冰冷的空气揉碎，散成淡淡的灰雾。
侯仁君天不亮就起了，要去镇上农机站。临出门，他从怀里摸出个手绢包，塞到我手里：“年关近了，这点钱……你拿着，回娘家看看。”
手绢包不大，但沉甸甸的，带着他体温的暖。我捏了捏，估摸着有二三十块。这在他，算是大手笔了。农机站的工资，大半要交婆婆，剩下的，刨去他自己开销，能攒下这些，不知又省了多少顿早饭、少抽了多少包烟。
“你自己不留点？”我问，把手绢包推回去。
“留着干啥？”他咧嘴笑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“过年了，给你爹娘买点东西。家里……也不宽裕。”
最后那句话，他说得很轻，眼神闪了闪。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——生产队散了，岳父没了会计的差事，家里收入肯定要减一大截。这消息，早就传遍了四里八乡。
我没再推辞，把手绢包收进贴身衣袋。心里那点暖，像雪地里燃起的一小堆火，虽然微弱，却能抵御些许寒意。
雪停了，但天还是阴沉沉的，云层厚得像浸透了水的棉被，沉甸甸地压着。我骑上自行车回娘家，车轮碾过雪地，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脆响，留下一道深深浅浅的辙印。路两旁的田野，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哪是田埂，哪是沟渠。远处的村庄，屋顶上也积着雪，黑瓦白顶，像一幅褪了色的木版年画，冷清，寂寥。
到娘家时，已近晌午。院门虚掩着，推开，院子里雪扫了一半，露出底下冻硬的泥地。几只麻雀在雪堆边跳跃，啄食着不知谁撒的秕谷。堂屋门关着，窗户上蒙着一层白蒙蒙的水汽。
我把自行车靠墙放好，跺了跺脚上的雪。刚要推门，就听见里头传来说话声，不高，但语气激烈。
“……不读书能干啥？跟你一样，一辈子土里刨食？”
是母亲的声音，尖利，急促，像绷紧了的弦。
接着是父亲的声音，低沉，疲惫：“刨食咋了？祖祖辈辈不都这么过来的？读高中，学费、书本费、住宿费，哪样不要钱？家里现在啥光景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“我不知道？我比谁都清楚！”母亲的声音拔高了，“就是知道，才不能让孩子再走老路！建国脑子灵光，是读书的料！不读书，可惜了！”
“灵光？村里灵光的孩子多了，都去读？读不起啊……”
“读不起也得读！”母亲几乎是吼出来的，“砸锅卖铁也得供！这是改变命的机会！你看婵音她三姐，当初要是……”
话说到这儿，戛然而止。像谁猛地掐住了喉咙。
我在门外站着，手停在门板上，冰冷的木头触感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。三姐？三姐怎么了？当初要是……要是怎样？
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三姐嫁得不好，男人窝囊，婆婆厉害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母亲当初是看中了那家的彩礼厚，才硬把三姐嫁过去的。结果呢？彩礼是拿到了，三姐却跳进了火坑。这些年，母亲没少后悔，背地里抹过好几次眼泪。
如今，她把希望又寄托在了大弟弟身上。指望着儿子能读书出息，光耀门楣，也……也弥补她在女儿婚事上的“投资失败”？
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捅了一下，又酸又疼，还带着一股子冰凉的、尖锐的讽刺。
屋里静了片刻。然后，是父亲长长的叹息声，像从很深的地方扯出来的：“唉……你说得对。儿子……是该读书。”
“不光要读，还要读出个名堂！”母亲的声音缓和了些，但依然坚定，“考大学，吃商品粮，当干部！到时候，咱们老孙家，也算改换门庭了！”
“可钱……”父亲还是犹豫。
“我去借！”母亲斩钉截铁，“亲戚邻居，总能借到些。再不济，把圈里那头猪提前卖了，粮食也卖点。紧一紧，总能熬过去。”
“那……婵音和小三儿（三姐）那边？”父亲问。
“她们都出嫁了，是别人家的人了。”母亲说得理所当然，“逢年过节回来看看，带点东西，心意到了就行。还能指望她们帮衬娘家？不拖累就不错了。”
这话像一把钝刀子，慢慢地割着肉。不疼，但难受，难受得让人想吐。
我站在雪地里，手脚冰凉，心也冰凉。风从领口灌进去，一直凉到骨头缝里。
原来，在母亲心里，出嫁的女儿，就像泼出去的水。泼出去了，就收不回来了，也指望不上了。所以，所有的资源，所有的希望，都得倾注在儿子身上——那是能留在家里、延续香火、光宗耀祖的根。
那我和三姐呢？我们算什么？是泼出去的水，还是……投资失败后不得不割舍的坏账？
手在门板上停了很久，指节都冻得发白了，才终于用力，推开了门。
“吱呀——”
门轴发出干涩的响声。屋里的谈话声立刻停了。
堂屋里，父亲坐在靠墙的条凳上，手里拿着旱烟袋，却没点，只是无意识地摩挲着烟杆。母亲站在灶台边，手里拿着个葫芦瓢，正往锅里添水。听见门响，两人同时转过头来。
“婵音回来了。”父亲先开口，脸上挤出点笑，但那笑像是糊上去的，一扯就掉。
“嗯。”我把手里拎着的点心包放在桌上——是用侯仁君给的钱买的，两包桃酥，一斤红糖，“爹，娘。”
母亲放下瓢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走过来看了看点心：“又花钱。嫁出去了，顾好自己家就行。”
话说得硬邦邦的，但我听出了里头那点不易察觉的、别别扭扭的关切。她总是这样，关心的话，非得拧着劲儿说出来，好像不这样，就显不出当娘的威严。
“不费钱。”我说，脱下棉袄挂好，“刚在外头，听见你们说……建国要读高中？”
母亲眼神闪了闪，瞥了父亲一眼。父亲低下头，装烟袋。
“是。”母亲转过身，继续往锅里添水，背对着我，“建国明年夏天就初中毕业了。成绩不错，班主任说了，考县高中没问题。”
“那是好事。”我说，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坐下，伸手烤火。柴火是湿的，燃得不旺，冒着浓烟，熏得人眼睛发酸。
“好事是好事，就是……”母亲叹了口气，这回是真的叹气，“花钱啊。学费倒是不多，但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书本费，杂七杂八加起来，一年少说也得百来块。家里现在……你也知道。”
我知道。生产队散了，父亲没了会计的工分，家里收入一下子少了一大截。虽然分了地，但那是明年开春以后的事。眼下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
“实在不行，我去镇上看看，有没有零工可做。”父亲忽然开口，声音闷闷的，“听说建筑队招临时工，一天能挣块把钱。”
“你那身子骨，能扛得动水泥？”母亲回头瞪了他一眼，“别钱没挣着，再把老命搭进去。”
父亲不说话了，只是“吧嗒吧嗒”地抽起了烟。烟雾升起来，混着灶膛里的柴烟，在低矮的堂屋里弥漫，呛得人直咳嗽。
锅里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响。母亲往锅里下玉米碴子，又抓了把晒干的红薯条扔进去。午饭就是这了，稀粥配咸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