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孙婵音拿出侯仁君给的三十块钱，默默支持了弟弟。这钱掏得憋屈，却也无奈。她再次清晰地看到，在这个家里，儿子和女儿的价值，从来就不在一个秤盘上。
夏天踩着蝉鸣的脊背溜走了。先是中午的日头不再那么毒辣，像熬过火候的糖稀，黏稠稠地挂在半空；接着是早晚的风里，掺进了丝丝缕缕的凉意，拂在脸上，像谁用浸了井水的毛巾轻轻擦过。然后某一天清晨起来，推开门，发现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边缘，悄悄染上了一抹若有若无的黄——秋天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来了。
消息是晌午时分传来的。我正在灶房腌今年最后一茬韭菜花，韭菜花细碎，白中带绿，拌了盐和花椒，搓揉出辛辣的汁水，呛得人直打喷嚏。侯仁君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捏着张对折的纸，脸上带着少见的、近乎兴奋的神情。
“你弟弟，”他把纸递过来，“考上了。”
我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接过来。是一张录取通知书，巴掌大小，纸质粗糙，抬头印着“县第三中学”几个红字，下面用蓝墨水手写着“孙建国”的名字，还有“准予入学”之类的字眼。字迹工整，盖着个圆圆的、鲜红的公章。
心猛地跳了一下，又沉了下去。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像是看见别人家放鞭炮庆贺，自己站在远处看热闹，那热闹是别人的，与自己无关，却又被那声响震得耳膜嗡嗡响。
“第三中学……是高中吧？”侯仁君凑过来看，他不识字，但认得那个“中”字。
“是高中。”我说，把通知书折好，递还给他，“普通高中。”
“高中就行！管他普通不普通，能考上就是本事！”侯仁君咧嘴笑，好像考上的是他亲弟弟似的——哦，不对，现在也算他半个弟弟了。“这下你爹娘可高兴坏了。”
能不高兴吗？我在心里说。砸锅卖铁供出来的，能不高兴吗？
果然，下午回娘家，还没进院门，就听见母亲那高亢的、带着颤音的笑声，像一只终于下出蛋的老母鸡，咯咯咯地停不下来。
院子里已经聚了好几个人。隔壁的王婶，前院的李奶奶，还有几个平时不怎么走动的远房亲戚，都来了。母亲站在人群中央，穿着那件只有年节才舍得穿的藏蓝涤卡外套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红光满面，嘴角的笑纹深得像刀刻的，怎么也收不回去。
“……可不是嘛！我家建国，打小就聪明！老师都夸，是块读书的料！”她手里挥舞着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像挥舞着一面胜利的旗帜，“瞧瞧，县里的高中！多少人想考还考不上呢！”
“哎哟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”王婶拍着大腿，“孙家要出状元了！老姐姐，你以后就等着享福罢！”
“享福不敢说，孩子有出息，我们做爹娘的，脸上有光！”母亲说着，眼眶竟然有些湿润，她用手背抹了抹，“这孩子，争气！”
父亲蹲在堂屋门槛上，手里拿着旱烟袋，却没抽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，像被熨斗烫平了的旧衣裳。见我来，他点点头：“婵音回来了？快，屋里坐。”
我进了堂屋。屋里也变了样。那张掉漆的方桌被擦得锃亮，上面摆着瓜子、花生，还有一小碟平时舍不得买的硬糖。弟弟建国坐在桌旁，穿着件半新的白汗衫，脸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也梳得整齐，规规矩矩地坐着，接受着众人的夸奖和审视。他有些局促，手脚不知往哪儿放，但眼睛里亮晶晶的，闪着光，那是少年人特有的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光。
“姐。”他看见我，站起来。
“坐。”我按住他肩膀，在他旁边坐下，“考上就好。”
“嗯。”他用力点头，脸微微泛红，“姐，谢谢你……那三十块钱，我买资料了，很有用。”
“有用就好。”我说，心里那点憋闷，因为这句话，稍微散开些。至少，我的钱，用在了实处。
母亲跟着进来，手里还捏着那张通知书，挨着我坐下，压低了声音，却掩不住兴奋：“婵音，你看，我说啥来着？建国就是有出息！这高中一上，将来考大学，吃商品粮，当干部！咱们老孙家，祖坟冒青烟了！”
她说得眉飞色舞，仿佛已经看见弟弟穿着干部服，坐着小汽车回乡探亲的场景。那场景太美好，美好得让她忽略了现实的艰难——学费、生活费、未来的种种开销，都像一座座山，压在这个刚刚失去固定收入的家庭头上。
但此刻，没人去想那些。喜悦像一坛刚启封的陈酒，香气扑鼻，醉得人忘乎所以。
晚饭是特意准备的。母亲杀了那只养了半年的芦花公鸡，炖了满满一海碗，金黄的油花飘在汤面上，香气四溢。又割了巴掌大一块五花肉，红烧了，酱汁浓稠，肉块颤巍巍的，筷子一夹就烂。炒鸡蛋，韭菜花，凉拌黄瓜，林林总总摆了一桌子，虽比不上大户人家的宴席，但在我们家，已是难得的丰盛。
亲戚邻居都被留下吃饭。桌子坐不下，就端了碗蹲在院子里吃。大家说着吉祥话，夸建国聪明，夸父母教子有方。父亲破例倒了半碗散装白酒，小口小口地抿着，脸渐渐红起来，话也多了。
“这孩子，像我。”他眯着眼，看着建国，“我当年，也读过几天私塾，要不是……唉，不提了。建国，好好读，给咱老孙家争口气！”
“爹，你放心。”建国站起来，端着碗白开水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“我一定好好读，考大学，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！”
“好！好！”父亲连连点头，眼圈又红了。
母亲不停地给建国夹菜，鸡腿，肉块，鸡蛋，堆得碗里冒尖。“多吃，补脑。去了县里，就吃不上家里的饭了。”
建国埋头吃着，吃得满脸是汗。母亲就在旁边看着，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
我坐在桌角，默默地吃着饭。鸡肉很香，肉很烂，但我嚼在嘴里，却像嚼着一把沙子，硌得喉咙疼。眼前这热闹的、温馨的、充满希望的一幕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另一个被遗忘的、灰暗的角落。
我想起了很多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傍晚。我拿着小学毕业的成绩单回家，全校第三名。那纸薄薄的，被我手心的汗浸得有些发软。我鼓足了勇气，对正在灶台边忙碌的母亲说：“娘，我想……读初中。”
母亲头也没回：“读初中？读那干啥？认得几个字就行了，女孩子家，早晚是别人的人。”
“可是……我想读。”我小声说，把成绩单递过去，“老师说我成绩好，不读可惜了。”
母亲终于转过身，接过成绩单，瞟了一眼，随手扔在灶台上。油污很快洇了上去，把那些红笔写的分数染得模糊不清。
“成绩好有啥用？”她声音硬邦邦的，“家里哪有钱供你？你弟弟还要上学呢。女孩子，学点针线，学做饭，将来找个好婆家，才是正经。”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灶台上那张渐渐被油污吞噬的成绩单，心里有什么东西，一点点地凉下去，碎掉了。
后来，我又试过一次。听说镇上卫生所要招个打杂的，管吃住，还能跟着医生学点东西。我偷偷跑去应聘，排了半天的队，好不容易轮到我，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抬眼看了看我，问：“谁介绍来的？”
我摇头：“没人介绍，我自己来的。”
他笑了，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：“自己来的？我们这儿不缺人，回去吧。”
我还不死心：“我能干活，什么都能干……”
“你能干啥？”他打断我，“识字吗？会写病历吗？会打针吗？啥都不会，来凑什么热闹？下一个！”
我像条被赶出来的狗，灰溜溜地走了。回到家，我跟父亲提起这事，想让他托人说说情——他在村里当了这么多年会计，总该认识几个人。
父亲正在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。听我说完，他头都没抬，只说了句：“痴心妄想。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。”
痴心妄想。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