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个字，像十根冰锥，把我心里最后那点火苗，彻底扎灭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提过读书的事。认命了，像村里其他女孩子一样，割猪草，喂猪，做饭，洗衣，等着到了年纪，被嫁出去，换一笔彩礼，然后重复母亲、祖母、曾祖母走过的路。
我以为我忘了。可今天，看着弟弟穿着新衣，背着新书包，被全家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，听着那些殷切的叮嘱、美好的期许，那些被刻意掩埋的记忆，像沉在水底的枯木，忽然被洪水冲了出来，湿淋淋地，横亘在眼前。
同样的父母。同样的渴望。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只因为，我是女儿。
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我放下筷子，站起身。
“怎么了？”母亲问。
“饱了。”我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出去透透气。”
院子里，月色很好。银盘似的月亮挂在天上，清辉洒下来，给屋檐、柴垛、枣树都镀上了一层冷冷的银边。秋虫在墙角唧唧地叫着，声音细细的，带着一股子凄清的凉意。
我靠在枣树上，仰头看着月亮。月光太亮，刺得眼睛发酸。
堂屋里的喧闹声隐约传来，笑声，劝酒声，夸赞声，混在一起，暖烘烘的，像另一个世界。而我站在这清冷的月光下，像个误入的旁观者，格格不入。
身后有脚步声。我回头，是父亲。他手里拿着烟袋，慢慢地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停下。
“月亮真亮。”他说，没头没尾的。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抽了口烟。烟雾在月光下袅袅升起，又散开。
“婵音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有些迟疑，“你……别怪你娘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她也是没办法。”父亲叹了口气，“那时候，家里实在太难了。你爷爷刚走，你两个姐姐又……唉，实在是供不起。再说，女孩子，读再多书，终究……”
终究是别人家的人。这话他没说出来，但我懂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，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，“我没怪她。”
是真的没怪吗？也许吧。怪有什么用？能改变过去吗？能让我重新坐在教室里吗？不能。所以，不如不怪。把那份不甘、委屈、愤懑，统统咽下去，嚼碎了，吞进肚子里，变成骨头里的钙，支撑着自己，在这艰难世道里，继续走下去。
父亲又沉默了很久。然后，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，递过来。
是一支钢笔。黑色的笔杆，银色的笔帽，在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光。虽然旧了，但看得出是支好笔。
“这个……给你。”他说，“我当年当会计时用的，上海产的‘英雄’牌。好久不用了，但还能写。你……留着罢。”
我接过笔。笔杆冰凉，沉甸甸的，握在手里，有种陌生的、坚实的触感。
“谢谢爹。”我说。
父亲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回屋了。背影在月光下拉得很长，微微佝偻着，显得有些苍老。
我握着那支笔，站在月光下，站了很久。堂屋里的喧闹渐渐低了，亲戚邻居陆续散去。母亲送客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，带着醉意的、满足的笑。
终于，人都走了。院子里恢复了寂静。母亲开始收拾碗筷，叮叮当当的。建国在屋里看书，灯光从窗户透出来，昏黄的一小片。
我走进堂屋，帮着母亲收拾。她喝了不少，脸通红，动作有些踉跄，但精神极好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
“婵音，”她忽然拉住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你说，建国将来，能考上大学吧？”
“能。”我说，把碗摞起来。
“一定能！”她用力点头，“这孩子，像他爹，聪明！不像你三姐，唉……命不好。也不像你，太要强。女孩子，要强了吃亏。你看你，嫁到侯家，还得自己养兔子，多累。建国就不一样了，他是男人，读了书，有出息，将来……”
她絮絮地说着，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，全然没注意到，她口中“要强”、“吃亏”的女儿，正站在她面前，默默地洗着满池的油腻碗筷。
我没接话。有些话，说了也没用。有些鸿沟，生来就存在，不是靠努力就能填平的。
第二天，父亲去了镇上，回来时背着一个崭新的军绿色书包，还有一套文具——钢笔、铅笔、橡皮、尺子，都用纸盒装着。又拿出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，料子挺括，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，是时兴的“的确良”。
“试试。”父亲把衬衫递给建国，脸上带着难得的、近乎慈爱的笑。
建国接过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套在身上。衬衫有些大，袖子长了一截，但他舍不得脱，对着墙上那面巴掌大的破镜子左照右照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“正好。”父亲帮他捋了捋领子，“精神！像个读书人！”
母亲围着他转了一圈，眼眶又红了：“我儿子，真俊！去了县里，可不能给咱老孙家丢人！”
“娘，你放心。”建国挺直了腰板，那件过于宽大的白衬衫穿在他瘦削的身上，像一面招展的旗帜，上面写满了全家人的希望。
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那根刺，又往里深了一寸。
曾几何时，我也渴望过一件新衣裳。不是过年时姐姐穿剩下的，不是母亲用旧被面改的，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、崭新的衣裳。我养兔子，编筐，攒了很久的钱，终于够买一件的确良衬衫了。可当我兴冲冲地告诉母亲时，她却说：“买那干啥？浪费钱！有那钱，不如给你弟弟买双鞋。”
最后，那钱还是给了弟弟。而我，继续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，像田埂边一株不起眼的狗尾巴草。
如今，弟弟不但有新衣，还有新书包，新文具，全家人的期盼。而我，只有父亲给的一支旧钢笔，和心里那道永远无法愈合的旧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