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发去县城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几乎一夜没睡。她把建国要带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：被褥够不够厚，衣服够不够穿，干粮带没带足，钱缝在衣服内衬里安不安全……絮絮叨叨，反反复复。
“到了学校，听老师的话，别跟人打架。”
“饭要吃饱，别省，钱不够了就捎信回来。”
“晚上看书别太晚，伤眼睛。”
“天冷了记得加衣裳……”
建国一一应着，有些不耐烦，但更多的是即将远行的兴奋和不安。
我坐在一旁，帮着把炒好的黄豆、晒干的薯条装进布袋里。这些东西，能放，顶饿，是穷人家孩子最好的干粮。
“姐，”建国忽然叫我，“县里……是什么样？”
我手顿了顿。县里？我也只去过有限的几次，卖兔子，买针线，来去匆匆，从没仔细看过。
“很大。”我说，想了想，“楼很高，路很宽，有汽车，有商店，还有……书店。”
“书店？”建国眼睛亮了，“里面有很多书吧？”
“嗯，很多。”我说，心里那点苦涩，因为他眼里的光，又淡了些。至少，他能去那个有书店的地方，能看到更多的书，走更远的路。这本身，就是一件好事。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透，全家就都起来了。母亲做了顿格外丰盛的早饭——煮了六个鸡蛋，蒸了白面馒头，还冲了一碗红糖水。建国吃得很慢，像是要把家里的味道都记在舌头尖上。
吃完饭，该出发了。父亲借了辆板车，把被褥、衣服、干粮都装上去。建国背上那个崭新的军绿书包，穿着那件的确良白衬衫，站在院子里，像一棵刚刚抽条的小白杨，挺拔，青涩，带着一股子破土而出的锐气。
母亲的眼圈又红了，拉着他的手，千叮万嘱。父亲拍拍他的肩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好读。”
小弟小杰还在睡觉，被母亲从被窝里拖出来，迷迷糊糊地跟哥哥告别。三姐也来了，抱着她那个瘦弱的孩子，站在院门口，远远地看着，没走近。
我站在人群最后面，看着被父母围在中间的弟弟。晨光熹微，照在他年轻的脸庞上，照在那件过于宽大的白衬衫上，也照在父母那写满了期盼和骄傲的脸上。
这一幕，本该是温暖的，充满希望的。可在我眼里，却像一幅用浓墨重彩描绘的讽刺画——画的一边，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儿子；画的另一边，是像背景板一样沉默的、被牺牲的女儿们。
建国终于要走了。他推起板车，父母一左一右地跟着，送出院门，送到村口。我也跟着，但始终走在后面，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已经聚了些人。都是听说建国今天去县城，特意来送行的。大家说着吉利话，拍着建国的肩膀，像送别一个即将出征的勇士。
“建国，好好读，给咱村争光！”
“考上大学，别忘了回来看看！”
“缺啥少啥，捎个信儿！”
建国一一应着，脸上带着笑，但那笑里已经有了些许大人的沉稳。他回过头，看了看送行的人群，目光扫过我，顿了顿，朝我点了点头。
我也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板车吱吱呀呀地上了大路。父亲和母亲还跟着，一路走，一路叮嘱。我跟了几步，就停下了。
站在村口的土坡上，看着那辆载着全家人希望的板车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，消失在晨雾弥漫的远方。
母亲还在踮着脚望，父亲站在她身边，沉默着。晨风吹过来，带着露水的凉意，吹动了母亲花白的头发。
我转身，慢慢地往回走。
路两旁的玉米已经熟了，枯黄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响。田野空旷，天空高远，一只孤雁飞过，叫声凄清。
弟弟的新征程，开始了。那里有高楼，有书店，有更广阔的天地，和无限的可能。
而我，还要回到那个院子里，喂兔子，踩缝纫机，算计着柴米油盐，在妯娌婆媳的夹缝里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小片天。
他的路，是父母用“砸锅卖铁”铺就的康庄大道。
我的路，是自己用双手一点一点刨出来的荆棘小径。
公平吗？不公平。
可这世道，什么时候公平过？
我抬起头，看着越来越亮的天空。太阳就要升起来了，金红色的光芒，正努力地撕破云层。
深吸一口气，把心里那点翻涌的酸楚，狠狠地压下去。
走吧。路还长着呢。哭没用，怨也没用。能靠的，只有自己这双脚，这双手。
就像爷爷说的：骨头要硬，靠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