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—大弟弟孙建国考上县高中，全家欢腾相送。孙婵音站在人群后，看着弟弟意气风发的背影，想起自己当年求学的艰难，心中百味杂陈。那道因性别而划下的鸿沟，再次血淋淋地横亘眼前。但她知道，怨天尤人没用，路还得靠自己走下去。
春天踩着化冻的泥泞来了。先是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，一滴，两滴，敲在石板上，清脆得让人心慌；接着是田垄间的残雪，白天化成一滩滩浑浊的泥水，夜里又冻上一层薄冰，反反复复，把路弄得像一锅熬过头的烂粥。然后某个清晨，推开门，发现院子角落那棵老杏树的枯枝上，爆出了米粒大小的、毛茸茸的苞芽——绿意，就这么猝不及防地，撞进了眼里。
这是分田到户后的第二个春天。
日子像冻土解冻后的蚯蚓，慢慢蠕动起来，带着一股子湿润的、混杂着泥土腥气的生机。最大的变化，在田里。
往年这时候，该是队长敲着钟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上工了！都麻利点！”男男女女扛着农具，慢吞吞地往田里走，心里盘算着怎么磨洋工才能少出力多记分。地是集体的，收成是集体的，干多干少，年底分的粮食差不了几斤。谁肯下死力气？又不是傻子。
可今年不一样。地是自家的了——虽然只有使用权，但那份踏实，像把根须真正扎进了土里。从去年秋后分地到户起，家家户户就像被抽了一鞭子的陀螺，转得飞快。冬天的雪还没化干净，男人们就开始拾掇农具，该修的修，该磨的磨；女人们把积攒了一冬的粪肥，一担一担往自家地里送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灼的、跃跃欲试的气息——那是土地的主人，在摩拳擦掌。
回娘家时，那变化更明显。院子里的农具擦得锃亮，锄头、铁锨、镰刀，一字排开靠在墙根，像待命的士兵。父亲蹲在井台边，正用磨刀石“嚯嚯”地磨一把新买的板锄，磨一会儿，就举起对着光看看刃口，眯着眼，那神情专注得像在打磨一件艺术品。
“爹，今年打算种啥？”我把带来的半篮鸡蛋放在灶台上，问道。
父亲抬起头，脸上带着难得的、舒展的笑：“麦子是肯定的，口粮。东边那两亩水田，种水稻。西坡那三亩旱地，我寻思着……种点花生。”
“花生？”我有些意外。花生费工，但卖得上价。往年集体时，队里也种过，但管理粗放，产量低，大家也没积极性。如今自家种，父亲敢想这个，说明是真上了心。
“嗯。”父亲放下锄头，在裤腿上擦了擦手，“去年秋后，我去镇上打听了，花生油俏，花生米也能卖好价钱。就是费功夫，得精耕细作。不过不怕，地是自己的，多出点力，值得。”
他说着，眼神望向院子外那片属于自家的田地。目光里有种沉甸甸的东西，不是负担，是希望。那是当家做主的人才有的眼神。
母亲从灶房出来，手里端着盆刚和好的面，准备蒸馒头。她脸色比以前红润了些，眉宇间那层常年不散的愁苦，也淡了许多。
“婵音来了？正好，今儿蒸白面馒头，留下吃饭。”她说着，把面盆放在案板上，又补充一句，“管饱。”
“管饱”两个字，她说得底气十足。这在以前，是不敢想的。大锅饭时，白面金贵，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。平时，不是玉米面就是高粱面，掺着野菜红薯，稀汤寡水，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
“娘，家里粮食够吃了？”我问，帮着往灶膛里添柴。
“够！咋不够？”母亲掀开粮缸的盖子，里头是满满一缸金黄的麦粒，粒粒饱满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“去年分的麦子，交了公粮，还剩这么多！你爹说，今年好好侍弄，收成还能更好！”
她说着，脸上笑开了花。那笑容，是真真切切的满足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。粮食，是庄稼人的胆。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
午饭果然是白面馒头，暄软，透着麦香。菜是炒鸡蛋，韭菜炒豆干，还有一小碟腊肉——是去年冬天自家杀的猪腌的，平时舍不得吃，今天破例切了几片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吃得热热闹闹。
“建国来信了。”饭吃到一半，母亲忽然说，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骄傲，“说期中考试，考了班里前十名呢！老师夸他，说保持下去，考大学有希望！”
“好！好！”父亲连连点头，往嘴里扒了一大口饭，嚼得格外香。
“就是花销大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但眉头是舒展的，“笔墨纸砚，吃饭穿衣，哪样不要钱？一个月少说也得十块八块。不过不怕，咱家现在有地，有粮，紧一紧，总能供出来。”
她说“紧一紧”时，眼神扫过我，又扫过一旁闷头吃饭的小弟小杰。那意思很明显：家里有限的资源，还是要优先供给那个最有希望“跳出农门”的长子。我和三姐，乃至小弟，都得“紧一紧”。
我心里明白，但没说什么。习惯了。就像田埂边的草，习惯了被踩，被忽视，只要还能从石头缝里汲取一点养分，就得拼命往上长。
吃完饭，去村里转了一圈。变化更是翻天覆地。
村东头的刘二狗家，院子里堆满了半成品的竹筐、笤帚、簸箕。他和他媳妇正埋头编着，手指翻飞，竹篾在阳光下闪着青黄的光。见我来，刘二狗抬起头，咧嘴笑：“婵音妹子，来瞧瞧？我这筐，结实，耐用，镇上供销社都抢着要！”
“生意这么好？”我问。
“好！咋不好？”刘二狗媳妇接过话头，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，“以前偷偷摸摸搞，跟做贼似的。现在好了，光明正大！我家二狗说了，今年再多编些，攒够了钱，把房子翻新翻新！”
村西头的孙老三家，更热闹。他家去年贷款买了台二手拖拉机，农忙时给自家耕地，农闲时就跑运输，帮人拉砖拉沙。院子里停着那台铁疙瘩，虽然旧，但擦得锃亮，像个功臣。孙老三正蹲在车头前检查机油，满手油污，但神情得意。
“老三哥，这大家伙，挣钱吧？”有邻居打趣。
“挣！咋不挣？”孙老三站起来，用油乎乎的手抹了把脸，“拉一趟砖，挣这个数！”他伸出三根手指头，“比在地里刨食强多了！”
“哟，了不得！那你家可是咱村头一份！”
“头一份不敢说，”孙老三嘿嘿笑，压低声音，“不过啊，我琢磨着，明年再攒点钱，跑长途！去县里，去省城！那才叫赚大钱！”
他的话，引得周围一片羡慕的啧叹。跑长途，去省城，这在以前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可现在，好像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了。
还有养鸡的，养鸭的，种西瓜的，贩蔬菜的……五花八门，各显神通。往日死气沉沉的村庄，像一锅被柴火煮沸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热气腾腾，生机勃勃。
当然，也有没跟上趟的。村北的王老懒家，院子还是老样子，破败，冷清。王老懒蹲在墙根晒太阳，眯着眼，看着来来往往忙碌的村民，脸上是茫然的、无所适从的表情。大锅饭没了，他该靠什么活下去？没人知道。或许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贫富的差距，像春雨后的竹笋，一夜之间，就冒出了尖。最先跑运输、做生意的几户，已经开始筹划盖新房了。打地基的鞭炮声，时不时在村里某个角落响起，噼里啪啦，炸得人心头发痒，也炸得人眼红。
我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撩拨着，痒痒的，热热的。时代的闸门，真的打开了。一股活水涌了进来，冲垮了旧的堤坝，也带来了新的机会。那些脑子活、胆子大、肯吃苦的人，已经蹚进了水里，摸到了鱼。
我呢？我还站在岸上观望吗？
回到侯家，已是傍晚。院子里，我的兔子又添了新丁。那只黑白花的母兔，一窝下了八只，毛茸茸的一团，挤在母兔肚子下吃奶，粉嫩的小鼻子一耸一耸的。兔笼已经从最初的一个，扩展到了三个，占据了小半个东墙角。
我蹲在笼前，看着那些小生命。它们不懂什么时代变迁，只知道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努力地长肉，长毛。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在过去两年里，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。卖兔毛，卖活兔，虽然每次不多，但积少成多，是我手里最硬的底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