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孙婵音忍无可忍，以带着孩子回娘家相胁，逼迫侯仁君分家。最终，夫妻俩近乎净身出户，带着幼子，暂居村头一间破旧柴房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。
柴房的日子，像浸泡在陈年腌菜缸的盐水里，又咸又涩，还带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、发霉的绝望气息。
那屋子原是堆放农具和柴草的，低矮，阴暗，墙壁是黄泥夯的，早已被多年的烟火气熏得黑黢黢，摸上去一手粗糙的泥灰。屋顶铺着稀疏的茅草和烂瓦，晴天漏光，雨天漏水。地面是坑洼不平的泥地，返潮得厉害，人走在上面，能感觉到那股子阴冷的湿气，顺着脚底板往上钻。窗户只有一扇，窄小，糊的纸早就破了大半，北风像贼一样，没日没夜地从破洞往里灌，吹得屋里唯一那盏煤油灯的火焰东倒西歪，忽明忽灭。
我们把分到的那点可怜家当搬进去，用几块砖头垫平了地面，铺上草席和被褥，就算是“床”了。那口缺了边的铁锅，用三块石头支在门口背风处，就成了灶台。侯仁君每天天不亮就去农机站，我则抱着家栋，在这漏风漏雨的“家”里，开始一天漫长的、与寒冷、潮湿、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抗争。
家栋还小，不懂环境的恶劣，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舒服，时常哭闹。夜里尤其难熬，寒风从墙壁、屋顶、窗洞的每一个缝隙钻进来，像无数根冰冷的针，扎在我们单薄的被褥上。孩子冻得小脸发青，紧紧偎在我怀里，还是止不住地打哆嗦。我只好把他更紧地搂住，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和他，一夜要醒来好几次，给他掖被角，听着屋顶茅草在风里发出凄厉的呜咽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没有底。
这绝不是长久之计。家栋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我们也不能永远寄人篱下，看堂兄一家的脸色（虽然他们人不错，但寄居就是寄居）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房子，一个真正能遮风挡雨、属于我们三个人的窝。
这个念头，像黑暗里的一点火星，微弱，却顽强地燃烧着，成了支撑我们度过那段最难熬时光的唯一光亮。
钱从哪里来？分家时几乎一文不名。侯仁君的工资，以前是全部上交，现在总算能自己留一部分了，但农机站那点死工资，刨去他自己的开销（烟钱、偶尔的应酬）、家里的日常用度（盐、油、粮食），剩下的，掰着手指头算，一个月能攒下十块八块就不错了。这点钱，想盖房子？简直是痴人说梦。
我把目光投向了我那些兔子。分家时，婆婆没要我的兔子，大概觉得那些“畜生”不值钱，也嫌麻烦。兔子被我养在柴房后面临时搭的简陋笼子里，是我最后的、也是最实在的指望。我更加精心地照料它们，饲料配比，卫生清洁，一丝不苟。卖兔子的钱，我一分也舍不得花，连同我做针线活赚的零碎毛票，统统用一块旧手绢包好，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墙缝里。
我知道，靠这些，还是太慢。我咬了咬牙，抱着家栋，回了一趟娘家。
母亲看见我们母子俩憔悴的模样，尤其是家栋身上那件因为洗了太多次而发白、还打着补丁的小棉袄，眼圈立刻就红了。听完我的诉说，她二话没说，转身进了里屋，翻箱倒柜，拿出一个用手绢层层包裹的小布包，塞到我手里。
“拿着，”她声音哽咽，“这是你爹前阵子给我的，让我留着零花。你先拿去用，盖房子要紧。孩子不能老住那破地方。”
我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三十块钱，还有几斤粮票。钱不多，但在当时，对于赤手空拳的我们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“娘，这钱……”
“别说了，”母亲打断我，“赶紧把房子盖起来是正经。你爹那边……我去跟他说。”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，他疼我，但更看重“规矩”，觉得嫁出去的女儿，不该总回娘家拿钱。但这次，母亲替我扛了下来。
父亲后来知道了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叹了口气。过了两天，他托人捎来二十块钱，还有一句话：“先用着，不够再说。”
五十块钱，加上我们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二十几块，总共不到八十块。这就是我们全部的“建房基金”。这点钱，在当时的农村，想盖两间像样的砖瓦房，是远远不够的。但我们等不及了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决定，先盖两间最简陋的土坯房，能住人就行。
宅基地是分家时分到的，在村子最西头，靠近打谷场，位置有点偏，但地方还算平整开阔。侯仁君去村里办了手续，我们的“筑巢”工程，就在早春那尚且料峭的寒风里，笨拙而顽强地开始了。
为了省钱，能自己干的，绝不请人。侯仁君每天下班后，不再休息，扛起铁锹和镐头就去宅基地上平整地面，挖地基。地基挖得不深，只是浅浅的一道沟，用捡来的碎砖头和河卵石填上，再浇上些水，用脚踩实，就算完事。墙体用土坯。我们买不起砖，也请不起人脱坯，就自己动手。从村后土崖挖来略带粘性的黄土，掺上铡碎的麦草，兑水，光着脚在里面反复踩踏，直到泥料均匀柔韧。然后搬来简陋的木制坯模，一锹一锹地把泥填进去，抹平，扣出来，一块块黄褐色的、还带着湿气和草梗的土坯，就晾晒在了空地上，等着风干。
这活计又脏又累。侯仁君常常干到月上中天，才拖着沾满泥浆、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柴房，胡乱扒几口饭，倒头就睡。我也没闲着。白天，除了照顾家栋、喂养兔子、做饭洗衣，我还要抽空去宅基地，给侯仁君送水，帮忙递工具，用铁锹翻动晾晒的土坯。家栋有时睡着了，我就把他放在旁边铺了草席的篮子里，盖着小被子，一边看着他，一边干活。他醒了，我就背着他，继续忙活。
材料能省则省，省到近乎苛刻。土坯自己打，木料买的是村里人家翻盖房子替换下来的旧椽子，粗细不一，有的还带着虫眼和裂纹。檩条更是选了价格最便宜的细杨木，看起来就不够结实。瓦片是托人从镇上瓦窑买的“等外品”，颜色灰暗，厚薄不均，很多边缘还有缺损。门窗用的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、不知经过几道手的破烂货，窗棂朽了，门板开裂，买回来还得自己修理加固。
父亲偶尔会过来看看。他背着手，在乱七八糟的工地上转一圈，眉头总是皱得紧紧的。他不说话，但眼神里的心疼和忧虑，我看得懂。有时，他会蹲下来，用手捏捏刚砌好的、还没干透的墙缝，摇摇头：“泥太稀，缝不实，将来容易裂，漏风。”然后，他会拿起抹泥的瓦刀，亲自示范，如何把泥填得饱满，如何把缝隙勾抹得严密平整。
“盖房子是百年大计，省工不能省在这里。”他一边抹，一边低声说，“墙是房子的骨头，骨头松了，架子就散了。”
他还会检查那些旧椽子和细檩条，指点侯仁君如何加固节点，如何用木楔子找平。他的手艺用在泥塑上是艺术，用在盖房子上，竟然也头头是道，透着一种匠人的严谨和耐心。有他在旁边指点，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，虽然进度慢了，但活儿做得细致了些。
春去夏来，蝉声聒噪。我们的房子，像一只笨拙的、伤痕累累的甲壳虫，在汗水和泥土的浇灌下，一点点地从地上“拱”了起来。两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坐北朝南，东边一间稍大，打算做堂屋兼卧室；西边一间小些，做厨房，也堆放杂物。墙砌得不算直，有些地方明显凹凸；屋顶的椽子和檩条看着就有些单薄，让人担心；门窗安上去，怎么关都有一条缝。
但无论如何，它立起来了！它有四面墙，有一个屋顶，有两扇门，几扇窗！它再破，再丑，也是我们自己的！是我们一砖一瓦、一泥一土，用汗水和希望垒起来的！
搬家的那天，是个晴朗的好日子。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那两间崭新的（虽然简陋）、还散发着泥土和麦草气息的土坯房。我们把那点少得可怜的家当从柴房搬过来，虽然还是那些破旧的东西，但放在这属于自己的空间里，感觉竟完全不同了。窗台上，我摆上了母亲给的一小盆仙人掌（说是好养活，能辟邪）；墙上，贴上了父亲写的一副简单的对联：“自力更生建家业，勤俭持家度光阴”。字迹苍劲，墨色沉稳，给这空荡荡的屋子，增添了几分难得的文气和底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