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千辛万苦盖起的两间土坯房，在首场春雨中便四处漏雨，一夜狼狈。然而，这场狼狈非但没有击垮孙婵音，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烈的斗志——这破房子，必须修好，而且要修得比谁都结实！
雨水积在泥地上的小坑，被晌午毒辣的日头一晒，很快就蒸发得只剩下一圈圈灰白色的、龟裂的盐碱印子，像大地无声的嘲笑，咧着嘴，嘲笑着昨夜那场狼狈的溃败。屋子里弥漫的潮湿土腥气，却顽固地不肯散去，混着被褥未能晒干的霉味，沉沉地压在人的鼻端，也压在心头。
家栋似乎被昨夜的风雨和混乱吓着了，有些蔫蔫的，不太爱笑，紧紧黏在我怀里，小手抓着我的衣襟不肯放。我抱着他，在尚且潮湿、踩上去有些发软的泥地上慢慢踱步，眼睛却像探照灯，仔仔细细地扫视着这间昨夜让我们吃尽苦头的“新居”。
东墙墙角，水渍从墙根向上蔓延了尺把高，颜色深褐，边缘泛着白碱，那是雨水渗透泥墙、带出里面盐分留下的痕迹。抬头看屋顶，几处漏雨的地方，瓦片下的苇席已经洇湿变黑，像丑陋的伤疤。西边窗台下面的墙皮，甚至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包，用手指一按，湿漉漉的泥灰就簌簌往下掉。还有那扇吱呀作响、关不严实的破木门，门框与墙壁之间的缝隙，宽得能塞进一根手指，昨夜的风雨，想必也从那里灌进来不少。
每一处破损，都像一只张开的、无声索要的嘴，催促着：修我！补我！用钱来填！
钱。这个字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人心焦。
早饭是照例的玉米糊糊，稀得能照见碗底人影。侯仁君闷头喝着，额头上沁出汗珠，不知是热的，还是愁的。他扒完最后一口，把碗往桌上一搁，发出沉闷的“咚”一声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“等下我下工回来，先去河滩挖点好黄泥，把墙角那湿了的地方重新抹一遍。”他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屋顶……等天再晴稳些，我上去看看，把松动的瓦片紧紧，破的……先用油毡纸垫着。”
他说的，是修补，是最基本、最廉价的应急。黄泥不要钱，河滩有的是；油毡纸是捡来的废料；力气是自己的，可以不计成本。这思路，像他这个人一样，朴实，直接，带着一种被生活打磨出来的、近乎本能的节俭和……局限。
“抹黄泥能管多久？下一场雨还得湿。”我放下碗，看着他说，“屋顶的瓦，好多地方椽子太细，吃不住力，瓦片才松动的。光紧瓦片没用，得换椽子，或者加檩条。还有这门，缝隙这么大，冬天灌风，夏天进蚊虫，也得换。”
侯仁君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：“换椽子？换门？你说得轻巧！那得多少钱？一根好点的椽子就得十几块！一扇门更贵！钱呢？钱从哪儿来？”
“所以得想办法赚啊！”我往前倾了倾身子，声音也急切起来，“光靠你每个月那点工资，省吃俭用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攒到猴年马月才能凑够修房子的钱？咱们得想别的路子，开源！”
“开源？开什么源？”侯仁君眼神里充满了烦躁和不信任，“我就那点死工资，还能变出花来？你一个女人家，带好孩子，把家里顾好就行了，整天想那些有的没的！”
又来了。又是“女人家”，又是“带好孩子就行了”。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，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，女人就该围着锅台和孩子转。哪怕这“家”已经破得四面漏风，哪怕他那点“养家”的钱根本填不满窟窿。
我心里那团火，被他这话一激，又呼呼地往上蹿。但我强压着，尽量让语气平缓，带着商量的口吻：“我不是在想有的没的。我是说咱们现有的条件。你看，我养的兔子，现在有四十多只了，每个月都能出栏几只，卖给镇上的老刘。如果我们自己不光养，还去收别人家的兔子呢？收上来，凑多了，直接送到县里的加工厂去，听说那边收的价格比零卖高不少。这不就是一条路子吗？”
我把在心里盘算了无数次的想法说了出来。观察了这么久，打听了好几次，我知道这条路子可行。村里养兔子的人家不少，但零卖麻烦，价格也被贩子压得低。如果我能出个比贩子稍高、但比加工厂收购价低的价格去收，肯定有人愿意卖。中间的差价，就是利润。虽然一开始本钱小，收不了多少，但可以滚雪球，慢慢做大。
侯仁君听完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和强烈反对：“你去收兔子？一个女人家，骑个破自行车，走村串户，跟人讨价还价？像什么样子！路上安全吗？收到病兔子死了怎么办？价格跌了亏了怎么办？咱们现在这点家底，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吗？婵音，你能不能安生点？带好孩子是正经！做生意是那么容易的？亏了怎么办？到时候哭都来不及！”
一连串的质问，像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每个问题，都是现实存在的风险，但也都是我反复思量过、觉得可以规避或承受的。可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或者说，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保守，让他拒绝去听任何“出格”的可能。在他眼里，我的提议不是出路，是胡闹，是瞎折腾，是会把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小家拖入更深渊的祸根。
“可光靠省，能省出个房子来吗？”我的声音也开始发颤，失望像冰冷的潮水，淹没上来，“你看看这家，还能经得起几场雨？家栋还小，能一直在这种地方长大吗？我不想等，也等不起了！”
“等不起也得等！”侯仁君猛地站起来，凳子被他带倒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“我就是这个本事！有多大锅下多少米！你想飞，也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翅膀！别整天异想天开，净给我添乱！”
他说完，抓起靠在墙边的锄头（他今天请假半天，原本打算去拾掇分到的那点自留地），怒气冲冲地摔门出去了。破木门在他身后“哐当”一声巨响，震得屋顶又落下几点灰土。
我僵在原地，怀里熟睡的家栋似乎被惊动了，不安地动了动。我看着那扇还在微微震颤的破门，看着满屋狼藉，听着侯仁君远去的、沉重的脚步声，心，一点一点地沉下去，沉到一片冰冷的、绝望的泥潭里。
沟通，再一次失败了。在他那里，我所有的焦虑，所有的谋划，所有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努力，都成了“不安分”、“异想天开”、“添乱”。
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和一阵刻意拔高的、带着幸灾乐祸意味的说笑声。是婆婆，还有隔壁那个同样爱嚼舌根的王婶。
“……可不是嘛！我就说，那房子盖得跟鸡窝似的，能不漏雨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！逞能呗，觉得自己能耐大，结果呢？哈哈，活该！”婆婆的声音，隔着那扇破门，清晰地传了进来，像一把淬了毒的针，扎进我的耳朵里。
“哎呀，老姐姐，你也别这么说，孩子们自己过，不容易。”王婶假意劝着。
“不容易？谁容易？分家的时候不是挺硬气吗？现在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吧？哼，我就等着看，看他们能折腾出个什么花儿来！”婆婆的声音渐行渐远，但那刻薄的嘲讽，却像跗骨之蛆，久久萦绕在院子里，也钉在了我的心上。
她们是特意绕路过来“看看”的。来看我们的笑话，来验证她们“不听老人言”的预言。昨夜的风雨和狼狈，成了她们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和笑料。
我没有出去，也没有回应。只是把怀里的家栋搂得更紧了些，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掌心，用疼痛来抵御那铺天盖地的屈辱和心寒。这就是我脱离的那个“大家”，这就是我曾经试图讨好、忍让的“亲人”。你的苦难，在她们眼里，只是证明她们正确、并供她们取乐的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