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，父亲来了。他是听说了昨夜漏雨的事，不放心，特意赶过来的。他没进院子，就在门口站着，背着手，看了看那两间低矮破败的房子，又看了看我憔悴的脸色和怀里瘦小的家栋，眉头锁得紧紧的。
“漏得厉害？”他问，声音很低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鼻子有些发酸，但强忍着没哭。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从怀里掏出个手绢包，递过来：“这里有点钱，不多，你先拿着应急。买点像样的瓦，把屋顶好歹拾掇一下。孩子小，不能老住在水帘洞里。”
我看着那洗得发白的手绢，知道里面肯定是父亲省吃俭用、或者刚刚接活挣来的辛苦钱。弟弟读高中，花费像个无底洞；家里虽因那笔“巨款”缓了口气，但长远看，压力依然巨大。这钱，我怎么能要？
我坚决地推开：“爹，我不要。您自己留着，家里用钱的地方多。这房子……我们自己想办法。”
父亲的手顿了顿，看着我倔强的眼神，叹了口气，没再坚持，把手绢包收了回去。“那……你自己多当心。有什么难处，捎个信儿。”他没再多说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走了。那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在夏日午后白花花的日光里，显得格外苍老，也格外沉重。
我知道，父亲是心疼我的。但他也明白，有些路，得我自己走；有些坎，得我自己迈。他给不了我永远的庇护，他能做的，只是在我快要倒下时，默默地递过来一根拐杖，或者，只是一个理解的眼神。
父亲走后，我独自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烈日灼人，知了嘶鸣，但我的心却一片冰凉。前有丈夫的固守和反对，后有婆家的嘲讽和幸灾乐祸，娘家虽有温情，却也不能无休止地依赖。
路，似乎被堵死了。
但真的堵死了吗？
我转身，走到屋后兔笼边。兔子们挤在阴凉处，三瓣嘴不停地嚅动，红宝石般的眼睛懵懂而安宁。它们不知道主人的愁苦，只管吃，只管长，用最原始的生命力，为我提供着最基础的保障。我又看了看堂屋里那台蒙了些灰尘的蝴蝶牌缝纫机，黑色的机身沉默着，像一头蛰伏的、等待苏醒的兽。
不，路没堵死。只是他们指给我的路，我不想走，也走不通。
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
侯仁君想靠“节流”，靠死工资一点点抠？可以，那是他的选择，我不拦着。但他不能拦着我“开源”！
婆婆幸灾乐祸？那就让她笑去吧。我的日子，不是过给她看的。
父亲的钱不能要，但父亲那种将手艺做到极致、从而改变境遇的精神，我要！
我蹲在兔笼前，仔细观察着每一只兔子。这只青紫兰品相最好，毛色油亮，体型匀称；那只大白兔快要出栏了，得赶紧联系买家；还有那窝新下的兔崽，得加强营养，争取早点长大……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。这段时间去镇上卖兔子，我也没闲着，跟不同的买家、甚至跟一些同样搞养殖的人聊天，打听消息。我听说，城里人现在好像越来越认兔肉了，说是高蛋白、低脂肪，讲究营养。县里那个加工厂，听说生意不错，收购量也稳定。价格嘛，好像比前两年还涨了点。
这是个信号。需求在增加，市场在扩大。光靠我养这几十只，太慢了。必须参与到流通里去，哪怕只是最初级、最小规模的“贩”。
侯仁君不同意？没关系。我可以先不跟他硬顶。他不是最看重“安稳”吗？那我就先从最“安稳”的事情做起。
我回到屋里，掀开缝纫机的布罩，仔细地擦拭干净，给各个活动部位上了点油。然后，我翻出积攒的一些布头，开始裁剪、缝制。我不再只接零星的缝补活，我开始尝试做一些简单的成衣，比如小孩的围兜、罩衣，男人的汗衫、裤衩。样式简单，用料节省，但做工必须扎实。做好几件，我就用包袱皮包好，等侯仁君心情稍好的时候，拿出来给他看。
“你看，这是我试着做的，料子结实，针脚也密。你下次去镇上，能不能……顺路帮我问问，有没有人要？价格便宜点也行，能卖出去就是赚。”
我用一种商量甚至带点请求的语气，把“做生意”包装成“帮点小忙”、“贴补家用”。侯仁君看着那些做工确实不错的衣物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些，虽然还是嘟囔着“净搞这些没用的”，但终究没有一口回绝，算是默许了我可以“试试”。
另一方面，我对兔子的照料更加上心。饲料配比更科学，卫生清理更及时，甚至开始尝试用一些土办法预防疾病。我要确保我的兔子是最好的，卖价才能最高。同时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跟村里其他养兔子的人家走动，闲聊时“不经意”地提起：“哎，您家兔子长得真好，现在镇上什么价？哦，才三块二？我上次听人说，好像有人收三块五呢……”我悄悄撒下饵，等着看有没有鱼上钩。
我还偷偷地，从卖兔子和做衣服攒下的钱里，挤出一点点，作为“贩兔”的原始本钱。不多，十块钱，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这十块钱，是我的火种，是我的希望，是我对抗这漏雨破屋和冰冷现实的第一步。
修房子的愿望，像一根烧红了的鞭子，日夜不停地抽打着我。它不再仅仅是为了遮风挡雨，更成了我必须证明自己、必须闯出一条生路的战书。我不能等侯仁君年底那点虚无缥缈的奖金，也不能等天上掉馅饼。
改变现状，靠等，是等不来的。靠省，是省不出的。
只能靠自己去闯，去拼，去把那一点点可能的缝隙，用汗水和决心，撬成一条通天的大路。
夏日炎炎，我心如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