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大哥侯仁德受谣言蛊惑，上门大闹，与侯仁君发生激烈冲突，兄弟二人险些动手，幸被邻居拉开。一场闹剧虽暂时平息，但兄弟间的裂痕已深如沟壑，侯家的家风与脸面，也在那场扭打和辱骂中，碎了一地。孙婵音冷眼看着丈夫颓然蹲踞的身影，心中那“靠己”的信念，如同淬火后的钢铁，愈发坚硬冰冷。
深秋的风，到底是不一样了。刮过光秃秃的树梢时，带着尖利的哨音，像无数把看不见的小锉刀，一下下磨着人的耳膜和心尖。田里早已空荡荡的，只剩些枯黄的稻茬，固执地立在一片灰褐的泥泞里，像大地剃须后残留的、不甚美观的胡茬。天色总是灰蒙蒙的，云层压得很低，仿佛一床用了多年、吸饱了潮气的旧棉被，沉甸甸地覆在村庄上空，透不出多少光亮，也滤不掉那日益浓重的寒意。
我们的小院，自打那场风波后，也像提前入了冬。侯仁君变得更沉默了，沉默得像块河底捞上来的石头，又冷又硬。他早出晚归，在建筑队里似乎找到了某种逃避的借口，回到家，除了吃饭，便是蹲在角落里闷头抽烟，那烟雾缭绕的，把他整个人都包裹在一层灰蓝色的、令人窒息的茧里。和我，也没什么话讲，偶尔眼神对上，也迅速弹开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情绪也看不分明。
我知道他心里憋屈，憋屈得像只塞满了湿柴火的炉子，点又点不着，闷着又迟早要炸。可那份憋屈里，有多少是对兄长的愤怒，有多少是对母亲偏心的寒心，又有多少是面对我时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和无力？我懒得去猜，也猜不透。这日子，就像那阴沉的天，一眼望不到放晴的迹象，只能一日日挨着。
外头的风言风语，并没有因为那场闹剧的收场而停歇，反而像是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，愈发滋长得枝繁叶茂，且衍生出各种光怪陆离的版本。有说我们二房确实黑了老人的钱，被大哥找上门才露了馅的；有说兄弟俩为了分赃不均大打出手的；更有甚者，绘声绘色地描述侯仁君如何“丧了良心”，连亲大哥都敢动手……流言这东西，一旦长了腿，便不再受最初造谣者的控制，它会自己奔跑、变异，最终变成一头面目全非的怪兽，将卷入其中的人噬咬得遍体鳞伤。
这些闲话，自然也一字不落地，通过各种途径，灌进了老宅的耳朵里，灌进了婆婆侯氏的耳朵里。
若是寻常人家，听闻两个儿子因自己的不实之言闹到这般田地，不说痛心疾首、赶紧澄清，至少也该暗自懊悔、消停几日。可婆婆不是寻常人。她那颗被偏心、算计和长久以来在家庭中作威作福养得畸形的心，看待此事的角度，也是异于常人的清奇。
在她看来，大儿子侯仁德那日的“兴师问罪”，非但不是胡闹，反倒是“孝心可嘉”，“主持公道”！是在替她这个受了“委屈”、被“蒙蔽”的老娘出头！是在向那“不孝”、“忘恩”的二房讨还“公道”！
这认知，让她非但没有半分愧疚，反而生出一种扭曲的、近乎得意的情绪。看吧，还是大儿子知道心疼娘！知道谁是这家里真正该孝敬的人！那老二两口子，翅膀硬了就想飞？没那么容易！这不，老大就去敲打他们了！虽然没要到钱（她心里或许也觉得未必真有那笔钱），但至少闹得他们灰头土脸，不得安生，这便让她心里那口因为分家和二房自立门户而积郁的恶气，稍稍出了些许。
人一旦沉浸在这种扭曲的“胜利”感中，便容易得意忘形，更想将这份“胜利”扩大化，巩固自己的“权威”和“正确”。
她需要听众，需要同盟，更需要一个能将她这份“委屈”和“功绩”传承下去、并且随时能替她冲锋陷阵的“忠实拥趸”。
这个人选，不言而喻，自然是从小被她捧在手心里、偏心到胳肢窝的幺儿——侯家小弟，侯仁勇。
侯仁勇那年刚满二十，正是血气方刚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。他没读过几年书，早早辍学在家游荡，农活嫌累，手艺不愿学，终日里跟着村里几个同样游手好闲的年轻后生厮混，喝酒打牌，逞勇斗狠，一副“江湖好汉”的做派，实则内里空空，最是容易受人煽动。他对大哥侯仁德，向来不怎么服气，觉得这个大哥本事不大，架子不小，尤其分家后大哥日子过得磕磕绊绊，更让他瞧不上眼。对二哥侯仁君，感情则复杂些，既有小时候一起玩闹的情分，又因着母亲常年对二哥的冷淡和二哥本身的沉默寡言，而生出几分疏远和莫名的轻视。
婆婆精准地拿捏住了这个小儿子的脾性。她开始有意无意地，在小儿子面前，将那套早已演练纯熟的“受委屈”戏码，更加卖力地、添油加醋地演上一遍。
厨房里，她一边抹着并不存在的眼泪，一边对着帮忙烧火（多半也是闲得无聊）的小儿子诉苦：“勇啊，你可是娘的心头肉，娘就指望你了……你瞅瞅这个家，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老大是个混不吝的，为了点钱，连兄弟情分都不顾了，跑去你二哥家闹得鸡飞狗跳，我这老脸都让他丢尽了！可话说回来，你二哥二嫂……唉，也是心狠哪！”
侯仁勇往灶膛里塞了把柴火，火苗噼啪一响，映着他年轻却带着几分戾气的脸：“二哥咋了？他不是盖了新房子吗？”
“新房子？”婆婆的声调陡然拔高，充满了怨毒和暗示，“那房子是咋盖起来的？我的儿哟，你是不知道！村里都传遍了，说是我把棺材本都贴给他们了！天地良心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可他们倒好，闷声不响地把房盖了，让你大哥以为我真给了钱，这才闹起来！他们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这不是故意挑拨你们兄弟不和吗？”
她巧妙地将自己造谣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，反而将“挑拨兄弟不和”的帽子，扣在了我们头上。接着，她又唉声叹气：“你二哥啊，自打娶了那个孙婵音，心就野了，眼里哪还有我这个娘？分家的时候，恨不得一根草都不多拿，现在倒好，自个儿过起小日子了，红瓦白墙的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多发达呢！他发达了，想过拉拔一下兄弟吗？想过孝敬一下爹娘吗？没有！就知道关起门来自己享福！你大哥去问，那也是气不过，觉得爹娘偏心……可娘的心，天地可鉴，最疼的还不是你？”
这一番话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既贬损了老大“混不吝”、“丢人”，又给老二扣上了“不孝”、“独占好处”、“挑拨离间”的罪名，最后再轻轻一揽，将小儿子搂进自己“最疼爱”的范畴，安抚兼煽动，手段老辣得很。
侯仁勇听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他对那些弯弯绕绕未必全懂，但母亲话语里对二哥的不满、对二哥“独占好处”的暗示、以及大哥二哥为此闹翻的事实，却像几颗火种，落在他那本就对大哥不服、对二哥有些疏离的心田里。年轻人讲义气，重“公道”，在他简单甚至粗暴的认知里，二哥若真拿了娘的钱（不管是不是棺材本）盖房，那就是不地道；大哥去闹，虽方法不对，但情有可原；而二哥事后不解释不缓和，导致兄弟反目，更是有错！
尤其母亲那句“最疼的还不是你”，像一勺热油，浇在他那点因为被偏爱而有恃无恐、又急于证明自己“重要”的心火上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，也有“资格”，去为这个家“主持”一下“公道”，至少，要替“受委屈”的母亲和“吃了亏”的大哥（此刻在他心里奇异地统一了），向二哥“讨个说法”！
这种模糊的、被煽动起来的“正义感”和表现欲，混杂着年轻人特有的躁动和蛮勇，在他心里不断发酵、膨胀。
时机，很快就不请自来了。
入了冬，村里有个不算近的亲戚家办喜事。按理说，这种场合，我们二房因为之前的龃龉，是不太想去的。可婆婆特意指使公公来传了话，说“到底是亲戚，面子上总要过得去”，“一家人闹别扭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”。话里话外，还是她那套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逻辑，仿佛只要我们去了，坐在一起吃了饭，那裂痕就不存在了似的。
侯仁君闷着头不吭声，我知道他为难。不去，显得我们小气，坐实了“不和”的传言；去，又无疑是把自己送到那令人窒息的氛围里去煎熬。最后，还是我拍了板：“去。凭什么不去？咱们又没做亏心事。大大方方地去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人爱说什么，随他。”
去是去了，可那顿饭，吃得比吞沙子还难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