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继续道，语气加重了些：“可我们的能力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不是开银行的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有家栋要养。不能再无底线地往里面填钱了。打点关系？那是个无底洞，填进去多少都是打水漂，最后还可能落个行贿的罪名。我们能尽的，就是法律规定的、最基本的情分。按时送点必需的东西进去，等他判决下来，该服刑服刑，该改造改造。其他的，我们管不了，也管不起。”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：“你听明白了吗？我们的小家，刚刚盖起房子，欠的账还没还清，现在又被他们拖累得快要揭不开锅了。如果我们再不自量力，把最后一点家底都填进去，那垮掉的就不只是老宅，还有我们！家栋怎么办？你我的后半辈子怎么办？难道要一起烂在这个泥潭里吗？”
这番话，我说得毫不留情，甚至有些冷酷。但我必须说，必须让他清醒。他不能再被那所谓的“亲情”和“愧疚”绑架，拖着我们所有人一起沉沦。
侯仁君听着，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。他低下头，双手插进头发里，用力地揪扯着，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、低低的呜咽。他在挣扎，在痛苦。一边是血脉亲情和母亲哭声带来的巨大压力，一边是我描绘的、冰冷却现实的未来。
良久，他才抬起头，眼睛依旧红肿，但里面那层浓重的、令人窒息的迷雾，似乎散去了一些，露出底下一点艰难挣扎出来的、痛苦的清明。他看着我，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：
“我……知道了。你说得对……我们，管不起了。”
那声音里，充满了放弃的疲惫和认命的苍凉。可我知道，这对他而言，已经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他终于开始试着，在那张由亲情编织的、令人窒息的巨网中，划开一道小小的口子，为自己，也为我们这个小家，争取一点呼吸的空间。
这次探监，像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，不仅照出了小弟在铁窗后的惨状和那扭曲的悔恨，更照出了这个原生家庭内部盘根错节的病因和无可救药的沉疴。
它让我心底最后一丝对于“家和万事兴”的、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也彻底熄灭了。血缘或许是斩不断的，但有些关系，必须划清界限；有些责任，必须明确底线。
从今往后，我的全部心思，我的所有努力，都必须也只应该专注于一件事：经营好我自己的小生活，保护好我的孩子，用我自己的双手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和恶意（有时甚至来自至亲）的世界里，为我们母子，搏出一片真正安稳、干净的天地。
老宅那边的风雨，就让他们自己去承受吧。我的堡垒，只守护该守护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