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雪化了以后，春天来得便有些扭扭捏捏。风还是硬的，吹在脸上像钝刀子刮，柳条儿倒是憋出了点鹅黄的芽苞，可总也舒展不开，蔫头耷脑地悬着，看着比冬天那光秃秃的枝丫还要可怜几分。地里的湿气重，太阳一晒，蒸发起来，空气里便弥漫着一股子土腥味混合着陈年腐叶的、暖昧不清的气息，黏糊糊地糊在人身上，说不出的憋闷。
这天气，倒和我们眼下的处境，配得很。
父母那场撕破脸的“表演”之后，我和侯仁君之间，倒生出一种奇异的平静。那是一种心彻底死了、凉透了之后的平静，像结了冰的湖面，看着光溜平整，底下却是凝固的、沉郁的寒。我们不再谈论老宅，不再提起兄姐弟，连那些刮进耳朵里的闲言碎语，也学会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——至少表面上是这样。
侯仁君更沉默了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建筑队，天擦黑才回来，一身汗水泥浆混合着的、属于工地的粗粝气味。回家后，常常是闷头吃饭，逗弄两下儿子家栋，便倒头就睡。话少得可怜，仿佛把所有的力气和言语，都耗在了那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只有偶尔夜里，我听见他在睡梦中无意识地磨牙，或者发出一两声压抑的、野兽般的闷哼，才知道他心里的火，并没有熄，只是被强行压进了更深、更暗的地方，烧灼着他自己。
我则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兔子身上。那几十只长毛畜生，成了我最好的倾听者和寄托。给它们拌食、添水、清理笼舍，看着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和那身日益丰厚的、云朵似的绒毛，心里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。我知道，这些不会说话的活物，还有这逐渐走上正轨的小生意，才是我和这个家，真正能攥在手里的、实实在在的倚靠。
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我们想躲清静，想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可有些人，偏偏不让你安生。尤其是当他们发现，连爹娘都“站”在他们那边，给我们扣上了“不懂事”、“搅家”的帽子之后，那股子底气，便更加足了，行事也越发没了顾忌，从暗地里的排挤孤立，迅速升级为明目张胆的联合施压，甚至，是反咬一口的诬告。
风言风语，便是这时候，从丝丝缕缕的阴风，演变成了劈头盖脸的冰雹。
先是大哥侯仁德那边。他许是觉得腰伤这面“挡箭牌”用得顺手，又得了爹娘默许的底气，在村里人面前说话的调门，都高了八度。一次，本家有个堂侄孙满月酒，我们没去——去了也是自找没趣——据说席间，几杯烧酒下肚，大哥就打开了话匣子，对着几个本家兄弟，唉声叹气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：
“唉，这人啊，真是不能有点钱！一有了钱，那心就大了，眼里就没人了！”他捶着自己那据说“未愈”的老腰，唾沫星子喷得老远，“就说我家老二吧，以前多老实一个人？现在可好，在建筑队学了点手艺，挣了几个钱，了不得了！翅膀硬了！亲兄弟都不认了！为爹那点医药费，揪着不放，恨不得把我们几个兄妹都逼死！爹娘养我们这么大，容易吗？他现在眼里就只剩下钱了，一点亲情都不念！”
这话，是后来一个跟我们关系还算过得去的远房堂嫂，偷偷学给我的。她说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几分同情，又有些欲言又止：“婵音啊，你们……是不是真把仁德哥他们逼得太狠了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呢……”
看，这就是效果。大哥轻飘飘几句“翅膀硬了”、“不念亲情”、“眼里只有钱”，便成功地把一个拖欠债务、逃避责任的自私形象，偷换成了“被有钱弟弟逼迫的可怜兄长”。至于这“钱”是怎么来的，这“逼迫”又是从何谈起，没人在意。人们只喜欢听简单粗暴、带有道德批判意味的故事。
紧接着，大姐和二姐也登场了。她们不像大哥那样直白地指责，而是换上了一副“和事佬”、“明白人”的面孔，说的话却更绵里藏针，更能蛊惑人心。
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、扯闲篇的时候，大姐便常常摆出一副推心置腹、忧心忡忡的样子：“唉，我们家老二两口子啊，别的都好，就是有时候……太较真儿。是，爹生病他们是出了大力，可一家人，算那么清楚干嘛？非得逼着大哥小弟他们表态，这不是让爹娘为难吗？老人图什么？不就图个家庭和睦，儿孙绕膝？他们这么一闹，爹娘心里多难受？真是……不顾大局，太不懂事了。”
二姐在一旁帮腔，语气更显“公允”：“大姐说得在理。其实啊，仁君和婵音也是好心，就是方法不对。可再怎么着，也不能让老人伤心啊！你们是没见，我娘提起这事儿就掉眼泪，说老二家现在见了她都没个好脸色……这当儿女的，孝顺是第一位的，别的都是小事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！”
好一个“小题大做”！好一个“不顾大局”！好一个“让老人伤心”！
她们绝口不提自己分文未出，绝口不提婆婆如何颠倒黑白，只把“孝顺”、“和睦”、“大局”这些金光闪闪的大帽子，一顶接一顶地扣在我们头上。仿佛我们追讨本该平摊的医疗费，就成了破坏家庭和谐的罪魁祸首；我们因为付出反遭污蔑而显露的冷淡，就成了不孝的铁证。而她们，这些一毛不拔却巧舌如簧的“孝顺女儿”，反倒成了通情达理、顾全大局的典范。
这黑白颠倒的功夫，真是练得炉火纯青，让我这当事人听了，都差点要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，真的那么“不懂事”。
如果说兄姐的言语是软刀子，那刚出狱没多久、本就带着一身戾气的小弟侯仁勇，放出来的话，就是明晃晃的硬刀子，带着赤裸裸的威胁。
有两次，侯仁君在从建筑队回来的路上，碰见了蹲在村口小卖部门口和人打牌的小弟。小弟看见他，也不叫哥，就用那双吊梢眼斜睨着，嘴角撇着，露出黄牙，阴阳怪气地对着牌友，也是对着侯仁君的方向，故意大声说：
“这年头，亲兄弟也靠不住！有点钱就六亲不认的，多了去了！哼，最好别惹我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谁要是不让我安生，我也让他过不安生！大不了一起玩完！”
那眼神里的狠厉和混不吝，像淬了毒的针，扎得人生疼。这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在场的谁听不出来？这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他在用他那套街头混混的逻辑警告我们：别再提钱的事，否则，他就豁出去，用他的方式“解决”。
侯仁君每次回来，跟我说起这些，拳头都捏得咯咯响，眼睛里的红血丝，半天都褪不下去。可他终究还是忍住了。跟一个滚刀肉似的混子弟弟动手？打赢了没光彩，打输了更丢人，更何况，这正中了他们下怀——坐实我们“欺负”弟弟的恶名。
这些来自兄姐弟的、或明或暗的施压和诋毁，虽然让人憋闷、愤怒，但毕竟还隔着一层，是在“外面”刮的风。我们关起门来，还能勉强维系一个避风港似的家。
可我们万万没想到，这场风暴的最高潮，这场彻底将我们打入孤立无援境地的闹剧，是由我们的亲娘，婆婆侯氏，亲自拉开大幕，并且选在了我们家门口，这个最让我们无处遁形的地方上演的。
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，春寒料峭，地上的霜还没化尽，白花花的一片。我正蹲在院子里，清理兔笼底下的粪便，侯仁君已经去了工地，家栋还在屋里睡着。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草木气息和淡淡的兔粪味儿，一切看似平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