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腊月到底还是在鞭炮零星的炸响和空气中越来越浓的年味里，艰难地翻了过去。新年来了，春天也迈着蹒跚的、带着料峭寒意的步子，试探性地踏进了村庄。河面的冰开始变薄、发酥，岸边柳树的枝条似乎也柔软了些，透出点若有若无的鹅黄。风还是冷的，却少了那种刮骨的尖利，多了些潮湿的、黏腻的意味。
然而，春风似乎并未能吹进我们的小院，更未能吹散笼罩在我们心头的、那层比冬日阴云更加厚重黏稠的寒雾。那份无法执行的判决书，像一块冰冷的墓碑，竖立在我们与侯家老宅之间，也竖立在我们与村里一部分人之间，隔开了原本就稀薄的人情暖意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、更加令人窒息和无所适从的困境。
硬碰硬的对峙（如果那能算对峙的话），随着婆婆那场村口哭街的“胜利”和她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”的宣言，暂时告一段落。她显然也明白，光靠撒泼打滚，只能应付一时，挡不住法院判决的长期压力（虽然她嘴上硬气）。于是，一场更加隐秘、更加持久、也更考验人心理承受能力的“软战争”，悄然拉开了序幕。
这场战争没有硝烟，没有哭嚎，甚至很少正面的言语冲突。它就像无数根看不见的、浸了冰水的牛毛细针，从四面八方，无孔不入地袭来，扎在你的皮肤上，不流血，却刺骨地疼；钻入你的耳朵里，不喧闹，却嗡嗡作响，日夜不息。
首要的，也是最直接的，便是全方位的冷落与孤立。
这不再是之前那种心照不宣的疏远，而是一种升级版的、带有明显排斥和惩罚意味的集体行为。婆婆俨然成了侯家（除了我们这一支）的“精神领袖”兼“受害者代表”，她不仅自己对我们视若空气，更是成功地发动（或者说，她那套说辞天然地迎合了）大哥、大姐、二姐几家，形成了统一战线。
村里的红白喜事，人情往来，最能体现一个人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。以前，虽然关系尴尬，但碍于同宗同族的脸面，像嫁娶、满月、老人过寿这样的大事，总还会礼节性地通知一声，去不去在我们。可自从判决下来、尤其是村口闹剧之后，这种“礼节”也彻底消失了。
开春后，侯家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叔公七十大寿，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几桌酒。我们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那天，我和侯仁君从地里回来，路过那堂叔公家附近，只见院里人来人往，笑语喧哗，炊烟袅袅，酒肉香气飘得老远。大哥侯仁德和大嫂王桂花的身影在门口一闪而过，端着酒杯，笑容满面。大姐夫和二姐夫的声音也隐约可闻。
我们站在稍远的路上，看着那片不属于我们的热闹。侯仁君的脸沉了下去，抿紧了嘴唇。我拉了他一下，低声说：“走吧。”
他没说话，只是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，和我一起，默默地走回了我们那个突然显得格外冷清的小院。没有通知，便是最明确的逐客令。我们像是被整个侯氏家族，彻底地、无声地开除出了“族籍”。
路上遇见，更是成了考验心理素质的难关。婆婆自然是“眼高于顶”的典范。好几次，在去自留地或者从镇上回来的路上，远远看见她蹒跚的身影。侯仁君有时还想硬着头皮打个招呼，毕竟是亲娘。可每当我们走近，她的头便会猛地转向另一边，或者干脆低下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路，仿佛我们是透明的空气，或者是什么肮脏不堪的东西，连看一眼都嫌污了眼睛。偶尔视线避无可避地对上，她那眼神里的冰冷和怨毒，像两把淬了毒的冰锥，直直地刺过来，让人从心底里往外冒寒气。她就用那种眼神，死死地盯着我们，直到我们与她擦肩而过，走出老远，仿佛还能感觉到那目光烙在脊背上的刺痛。
大哥大嫂、大姐二姐他们，则奉行“惹不起躲得起”的策略。远远看见我们，立刻会改变路线，拐进岔道，或者加快脚步，匆匆离去，连个对视的机会都不给。仿佛我们身上带着某种致命的瘟疫，沾上就会倒霉。
这种被至亲之人集体当作“不存在”或“避之唯恐不及”的感觉，比直接的争吵和指责，更伤人，更让人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孤寂和悲凉。它无声地宣告：在这个血缘维系的圈子里，你们是异类，是破坏者，是不被接纳的“外人”。
如果仅仅是冷漠和孤立，或许还能咬牙忍受。但婆婆显然不满足于此。她那套指桑骂槐、含沙射影的功夫，在摆脱了法庭的约束后，更是发挥得炉火纯青，成了她向我们施加精神压力的主要武器。
她不再需要跑到我们家门口或村口去哭闹，那样太费力，也容易惹人反感（虽然她不在乎）。她选择了更“高明”、更“自然”的方式——在一切公开的、女人们容易聚集的场所，用那种看似闲聊、实则字字诛心的“闲话”，来中伤我们，败坏我们的名声，也给她自己塑造悲情形象。
村口那口老井边，是女人们洗衣、淘米、交换信息的重要据点。春天的午后，阳光好些，婆婆就会端着个木盆，挪到井台边，一边慢吞吞地搓洗着几件破旧衣服，一边跟旁边同样洗衣的妇人“唠家常”。
她的声音不高，却足以让井台边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总能“恰到好处”地在我们可能路过的时候，提到关键内容。
“唉，这人啊，真是不能有钱，”她会重重地叹口气，捶打着手里的衣服，水花四溅，“一有了钱，那心就黑了，六亲不认了。连老人的棺材板都惦记着，算计着，恨不得从老人骨头缝里榨出二两油来。这哪是养儿防老？这是养了头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专啃爹娘的老骨头啊！”
“棺材板”、“算计”、“白眼狼”、“啃老骨头”……这些词，像淬了毒的针，一根根飞出来。旁边不明就里的妇人，往往会附和着叹气，或者好奇地追问。婆婆便会做出欲言又止、受了天大委屈又不好明说的样子，更引得人猜测同情。
在村中那棵老槐树下，傍晚乘凉时，她又会换一套说辞，对着几个年纪相仿的老头老太太念叨：
“养儿防老？哼，防个屁！那是老黄历了！现在的儿子，翅膀硬了，眼里就只有他那小家和钱！爹娘的死活，哪还放在心上？不把你最后一点养老钱榨干，不把你逼到绝路上，那都不算完！我算是看透了，这亲生的，有时候比那外人还不如！外人还讲个脸面，这亲生的，撕破脸来，那才叫一个狠，一个绝！”
“榨干”、“逼到绝路”、“比外人不如”、“狠绝”……这些话，配合着她那愁苦憔悴、仿佛受了无尽折磨的神情，极具煽动力。听的人无不摇头叹息，对那个“不孝的儿子儿媳”心生鄙夷，对眼前这个“可怜的老太太”报以深深的同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