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场关于“贷款”和“扩张”的家庭争端，最终以侯仁君那一声疲惫而无奈的叹息画上了休止符。这休止符画得潦草，带着毛边，底下是未消的余烬，但至少表面上，烟是散了，呛人的火药味暂时被压了下去。
我知道，他这“同意”，不是心悦诚服，更像是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、带着满腹疑虑的消极退让。他心里的那根反对的弦，依旧绷得紧紧的，像拉满了的弓，只等着我稍有差池，便会“嗖”地一声，将所有的“我早就说过”化为利箭射过来。
所以，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更不敢有半点得意。他那句“步步为营，不能冒进”，与其说是要求，不如说是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我必须走得稳，走得准，走得让他挑不出毛病，才能一点点消解他那深入骨髓的恐惧，也才能对得起我自己那份孤注一掷的决心。
行动，就从“步步为营”的第一个脚印开始——找场地。
我没敢往镇上想，那租金贵得吓人。我的目光在村里逡巡，像个经验老到的猎人，寻找着既符合要求又不至于掏空我本就羞涩钱袋的猎物。最后，目标锁定了村东头，靠近打谷场边上一间废弃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库房。这库房原是生产队存放农具杂物的，泥坯墙，稻草顶（早已破败不堪，露着天光），木门歪斜，窗户只剩空洞。好处是够大，够偏僻，租金便宜得几乎等于白送——一年只要象征性的几十块钱，村支书大概也觉得这破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有人愿意收拾，还能收点钱，乐得同意。
签下那张简单到只有几句话的租赁字据时，我心里不是没有忐忑。这地方，荒凉得晚上估计能闹鬼，夏天漏雨冬天灌风，要把它弄成个能用的“作坊”，得费多大功夫？可看着那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租金，再摸摸口袋里那叠从信用社贷出来的、带着崭新油墨气味却沉甸甸仿佛烙铁般的钞票，我咬了咬牙。就是它了！寒窑还能出贵子呢，破房子怎么就不能变金窝？
接下来是修葺。我没钱请工匠，侯仁君又在建筑队忙，指望不上。我自己动手。买了最便宜的水泥和石灰，借了邻居的梯子和瓦刀，每天天不亮就来，和灰、补墙、糊顶棚。稻草顶是没法要了，我狠狠心，买了些油毛毡和废旧木料，请了村里会点木工活的老光棍帮忙，好歹把屋顶搭了个能遮雨的架子，铺上油毛毡，压上砖头。窗户用旧塑料布钉上，透光不透风。地面坑洼，就拉了几车碎石子混合着泥土填平、夯实。忙活了小半个月，人累脱了一层皮，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，但看着那间破败库房渐渐有了点“房子”的样子，心里那股成就感，竟把疲惫都冲淡了不少。
工具设备，更是能省则省。清洗皮子需要大水池？我找来几口被淘汰的、边沿豁了口的大瓦缸，洗干净，架在砖头上，就是天然的水池。晾晒皮子需要架子？我自己砍了些粗细不一的树枝，剥了皮，用铁丝和麻绳绑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“井”字形木框，固定在墙上，通风又省地方。分拣需要的台面？用旧门板搭在砖垛上，铺上洗净的旧麻袋，平平整整。至于那心心念念的“鞣制”，我按照那本破册子上提的“土法”，去镇上化工品店（胆战心惊地）买了少量最便宜的明矾和芒硝，又准备了几个小陶盆和几把旧刷子，就算齐活了。
一切从简，处处透着寒酸和凑合。可当我把那块请村小学老师帮忙写的、墨迹还未干透的“婵音皮货初加工”木牌子，用钉子歪歪斜斜地钉在修补过的门框上方时，心里还是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庄重感。这不再是我家那间堆满杂物、气味混杂的偏房了，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“地方”，是我的第一个“事业据点”。牌子上的字，像有了生命，在早春还有些料峭的风里，微微颤动。
场地有了，接下来是人。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，既要收兔子、跑林安，还要管这摊子“加工”，分身乏术。我需要帮手，可靠、细心、能吃苦的帮手。我没去外村找，就在本村相熟的人家里物色。最后挑中了两个人：一个是前街的喜梅嫂，三十五六岁，男人在矿上干活，常年不在家，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家里家外一把手，做事麻利，心也细，就是话少，有点闷。另一个是后巷的桂芳婶，四十出头，是个寡妇，儿子在外地上学，家境清苦，但人特别干净利索，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针线活也好，手巧。
我去找她们，开门见山，说了我的打算，也说了工钱——按天算，每天一块五，管一顿午饭。这在当时村里，对于妇女来说，算是不错的收入了，尤其是还能兼顾家里。喜梅嫂和桂芳婶都有些心动，但也犹豫，毕竟这“皮子加工”听起来怪怪的，不像是正经妇女该干的活。
我耐心解释：“活儿不重，就是清洗、分拣、晾晒，讲究个细致干净。比下地轻松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。就是味道不太好闻，刚开始可能不习惯。”
看她们还在犹豫，我又加了句：“咱们这作坊，虽然小，但我想把它当个正经事来做。以后要是做好了，咱们就是元老，工钱说不定还能涨。总比在家闲着，或者只靠那点地强。”
也许是看我说得诚恳，也许是被那“一块五”打动，也许是我身上那股子“非要干出个样”的劲头感染了她们，两人最终都答应了。
小作坊开张的第一天，没有鞭炮，没有贺客，只有我、喜梅嫂、桂芳婶三个人，站在还有些阴冷空旷的旧库房里，面对着几大筐刚从农户那里收来、还带着血污和土腥气的生兔皮。空气里弥漫着灰尘、新糊的石灰和兔皮特有的混杂气味。
我先给她们做了简单的“培训”。怎么用钝刀小心地刮去皮板内侧残留的脂肪和肉膜，不能伤到皮子；怎么用草木灰水（我自己摸索的土法）初步清洗皮张，去除血污和异味；洗好后怎么撑在木框上，用竹签固定，保持皮张舒展，挂在通风处阴干（反复强调不能暴晒）；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——怎么分拣。
我把这段时间从胡广财那里偷师、自己琢磨、再结合破册子信息，反复修订后定下的“分级标准”，一条条讲给她们听。我找来几张不同品相的皮子当样品。
“你们看，分等级，主要看这几样。”我拿起一张最好的，“一是看毛。毛要密，要绒厚，手摸上去像摸着小羊羔，暖烘烘、厚墩墩的；毛针要挺，有光泽，不能塌，不能涩。颜色要纯，白的雪白，灰的匀净，不能杂。”
又拿起一张次一点的：“二是看皮板。皮板要厚薄适中，有弹性，不能太薄像纸，一扯就破；也不能太厚发硬。要干净，刮得光溜，不能有血点、伤疤、痘疤。面积也要看，咱们用这个自制的木尺量，”我拿出一个用旧木条钉成的、标了刻度的简易方尺，“够不够‘方尺’，差一寸，价格可能就差一截。”
最后指着一张有明显瑕疵的：“三是看伤残。破洞、刀口、虫蛀、溜针（掉毛严重的地方），这些都要挑出来，算作等外品，或者单独处理。”
我把皮子分成五等：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、等外。每个等级，对应不同的收购价（我给农户的）和预计的出售价（我卖出去的），都写在一张硬纸板上，挂在最显眼的墙上。
喜梅嫂和桂芳婶听得很认真，但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“婵音，这……这皮子还有这么多讲究？以前不都囫囵个儿卖吗？”桂芳婶忍不住问。
“以前是以前。”我语气坚定，“以后，咱们就得按这个讲究来！你们别看麻烦，分清楚了，好的就能卖出好价钱，差的也不至于拖累好的。咱们辛苦，才有价值。”